很多时候，就是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偏偏就遇上了。工作之后的经历告诉我，当初我那些诚实的回答，未必不对；遇到那些不开心的事，也未必不好。
 
    “你是不是更愿意去媒体？”“是的。”这是我研究生毕业找工作那年，第一个面试中的问答。对方是一家公司招行政，所以就没有“然后”了。
 
    找工作这件事，霸气些说，叫“择业”，谦卑些说，叫“求职”。因为还残存着那么点新闻理想，不想六年所学在毕业后就收归私藏，所以找工作的方向比较单一，就想去媒体。但又觉得自己不能如此任性，就投了不少相关行业，行政、宣传、公关都在投简历的范围之内，广撒网之后，意气风发地等待“收渔”。
 
    事实是，作为一个在升学上没遇到过任何挫折的人，求职成了人生第一道坎。那年还是我的本命年，于是把各种悲剧顺理成章地归咎于神秘主义的解释。比如，明明报名了某通讯社的中文岗位，笔试那天拿到试卷一看，全是英文；再比如，尽管招聘启事是天天刷、日日刷，但某家报社的愣是没看见，直到有同学与其签订三方协议了，我还在望穿秋水。
 
    找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和相亲很像，双方都在挑，得你情我愿方成正果。但对于一个外省来京的文科女生来说，想要把自己“嫁”出去，并不那么容易。那会儿流传着一个四字“成语”，“京党硕男”，这是最受青睐的求职人群——北京人、党员、硕士、男生。于是，当班上有男生拿着一手的offer犹疑不定，又显摆出“集邮”的快感时，陈奕迅的歌声就在我耳边响起：“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我绝对属于躁动到接近多动症的那一类。
 
    尽管名校文凭充当敲门砖，替我过了不少简历关，笔试也有50%以上的通过率，但到了面试环节，我总管不住自己这张诚实的嘴。
 
    “你能不能接受夜班？”“最好还是不要上了吧。”
 
    “你的英语怎么样？”“不是特别好。”
 
    “如果让你去广州工作，你去吗？”“不太想去。”
 
    就这样，一路蹉跎到了来年。当时班上大部分同学都已经签了三方协议，一身轻松地回家过年。而我的春节，只能用狼奔豕突来形容。
 
    刚回家就接到师姐来电，说某家大媒体在南京招实习生，做得好可留下。师姐特地嘱咐：“穿成熟点。”我目测了一下自己的运动鞋和娃娃衫，立马冲到商场买了一身新装加皮靴，第二天就到了南京。
 
    到了地方才知道对方想要男生，但来都来了，还是打算认认真真实习几天。农历腊月二十八，是我实习的最后一天。那天，有领导照例要来这家媒体视察工作。媒体老大对我说：“一会儿领导来了，你就到那个屋子里待会儿，不然不太好向领导解释。”
 
    那个小黑屋，我进去后才发现是个仓库，堆满杂物，四面都是墙，不开灯。这大概是我前半段人生中最黑暗的30分钟。听着门外的热闹寒暄，我开始思考尊严、理想、现实等哲学问题。事后我挺想问“我就如此见不得人吗”，但终是忍住了。笑着和所有人打招呼，然后离开了这里。
 
    年后，在北京与杭州两地往返数次，各种笔试面试，身心俱疲。某日，刚到北京不久，又接到杭州一家媒体的面试通知，我突然发现，真的跑不动了。那天晚上，我在能看到星空的学校操场上，想起三毛的那首《说给自己听》：“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
 
    曾在实习时被一个主编指着脸说：“不要以为你名校毕业的就了不起。你知道什么是文化吗？！”理想主义教育下的年轻人，在毕业的瞬间被投入到人力资源市场。找工作带给我的唯一惊喜，是保持了6年之久的体重在没有减肥的情况下，再次回到了90+的水平，可喜可贺。
 
    导师见惯了风雨，总告诉我们，别急，工作肯定会有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我还是找到了工作——是班里最后一个定下的，以至于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都开始警告，你再不签三方协议截止日期就要到了。
 
    找到目前的工作其实是个巧合：因为刚好上学时在这儿实习过，因为刚好那年空出了一个编制，因为刚好我也喜欢这里。很多时候，就是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偏偏就遇上了。
 
    工作之后的经历告诉我，当初我那些诚实的回答，未必不对；遇到那些不开心的事，也未必不好。人生才刚刚开启HARD模式，若能不忘初心又保全安好，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