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变革中，农民工的生存、生活、工作越来越引起全社会各界的关注。日前，一本专门论述中国农民工的著作《中国农民工调查》问世。作者魏城不仅以一个记者的视角采写了他所见到的农民工，而且以更多的篇幅借助专家、学者的视角，对中国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回顾和展望。作为一个 如他自己所说“与农民工并非在一个阶层”的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他是如何想到写这样一部书的？在他的采写过程中，什么使他最受震撼？在这本书中着重谈到的农民工最缺乏的“归属感”，对他们心理上、生活上的影响有多大？作者又是如何看待和解读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的？为此，记者采访了作者魏城。 

    记：作为《金融时报》的记者，我想你关注的焦点应在经济上，你是怎么想起写一部关于中国农民工的书的？

    魏：《金融时报》英文报纸曾在2006年发表过“全球城市化”系列报道，其中也有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描述和分析，但并非单独成篇的系统报道和分析。作为《金融时报》中文网，对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潮进行深入的描述和分析，自然责无旁贷，所以我们在去年9月推出了这套“中国城市化”的系列报道和采访。

    作为我个人，选择农民工群体和民工潮现象这个选题，也是我多年的心愿。一来有我回国采访、探亲时个人接触的因素；二来我认为要理解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缺陷，就不能不提及城市化进程、农民自发形成的进城打工或经商的民工潮及这个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体制性制约现象。这股大规模的民工潮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末，被后来的学者称为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它使中国城市人口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净增4个亿。此书便是描述和解读中国民工潮及其带动的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尝试。

    记：你认为农民工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有什么样的贡献和作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意义有多大？

    魏：在我看来，中国今天之所以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成为“世界工厂”，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中国最高决策层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政策，因为全球化带来的全球产业转移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更是因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因追求更好生活而自下而上爆发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这其中自然包括数以亿计的农民的“进城运动”。

    我曾经在我的书中写道：“如果有人问，中国自1840年以来重大的变迁是什么，我觉得应当包括发生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中国城市化进程，虽然这一进程未曾经历改朝换代，也未曾闪现刀光剑影，但其意义却极为深远，因为只有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态的变化，才是最为深刻、最为实质的变化。”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对中国产生影响，而且也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记：在采访中，你看到农民工的生活生存状况怎样？有什么事使你震惊、难忘或感动？除了书里的描述外，还有背后的故事吗？

    魏：最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农民工生活的艰辛。为了调查，我去过深圳、东莞、广州，到过一些农民工的宿舍和他们租住的房子，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生活状况。例如我在东莞采访过一位来自江西农村的工程师吴胜发，他们一家3口与两个侄女挤在“城中村”内一套一室一厅的简易公寓里，窄小的阳台隔了三格，兼作厨房、卫生间和冲凉房。在广州，我采访到一位自称“张生”（化名）的出租汽车司机，看到他一家3口和他姐姐全家6口人挤住在城乡结合部的一套一室一厅的简易公寓中……这样的租房形式在珠三角非常普遍。

    事实上，工程师和的士司机还属于进城农民工中收入状况比较好的职业群体，但他们仍然难以承受不断上涨的城市住房成本。为了不让自己的收入被水涨船高的房租吞噬，他们只好几家合租，而且基本都是租住在“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的农民的房子中（因为房租便宜）。

    我感到可悲的是，近些年来中国某些城市却在大量拆迁这些被有些人称为“中国式贫民窟”的廉租房，使那些原本在城市中就艰难度日的农民工更是雪上加霜，有些人被迫放弃了城里收入微薄的工作，返回农村。

    另一个让我触目惊心的画面，是我在北京一栋富丽堂皇的酒店背后的居民小区看到的，我曾在我的采访日记中描述过这个画面：

    “玻璃幕墙式写字楼之间，一条待拆迁的小胡同。如同郁郁葱葱的森林中，一棵被雷击中的枯树。胡同入口处贴着呼家楼街道办事处和呼家楼派出所的联合告知：‘该地区已被列为治安混乱区’，胡同出口处高悬写有‘坚决打击一切违法经营犯罪活动’的条幅。但叫卖蔬菜水果的小商贩，却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密密麻麻地生长在朽木上。他们都操外地口音，他们的肤色、穿着、举止，与上班前买菜的北京市民之间的反差，就像蘑菇的白色与森林的绿色之间的反差。一位老北京告诉我：这片待拆迁的大杂院已经没有多少本地居民了，他们把自己的平房租给了来自安徽、河南农村的菜贩。

    让我吃惊的是，这些菜贩就在‘坚决打击一切违法经营犯罪活动’的标语横幅之下旁若无人地叫卖，北京居民也从容淡定地在‘治安混乱区’与菜贩们讨价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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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你是怎样理解“农民工”这个词的？

    魏：我1992年出国，当时国内已经有农民工了，之前叫民工，回来以后变成了农民工，我觉得这个词语很有中国特色，进城工作的人都是工人，而不应该以户口去衡量。中国的工业革命也需要大量农民进城，但农民工是没有户口的，没有户口就不能享受很多社会福利。

    我从小在城市长大，但如果从“缺少归属感”这个意义上说，我也是农民工。15年前我自费去加拿大留学，在餐馆当过洗碗工,搬运过冷冻鸡肉，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男保姆，以此来换免费的住处。那时候我接触过很多偷渡过去的农民，虽然留学生和偷渡客有很多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没有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有归属感，没有社会权利也没有各种福利。农民工这个词在目前的现实条件下存在着，我希望有一天这个词能成为历史。

    记：在采访调查中，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魏：采访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珠三角的活力和繁荣。我以前去过广州、深圳，但没有去过东莞。这次采访，我重访了广州、深圳，第一次去了东莞。由于我这次采访的对象与过去大不相同，不管是初访，还是故地重游，我更深地理解了作为全球加工基地的珠三角繁荣和活力的来源———就是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千千万万个普通农民工。现在东莞、深圳这些地方的主体都是外来打工者，这就是个进步。

    在深圳、东莞、广州等珠三角城市，既有小资出入的时尚区，也有大款一掷千金的豪华消费区。我过去采访或游玩，多是在那些所谓的“高尚区”徘徊。这次为了采访农民工，我更多的是在底层人们生活和消费的地区游走穿行。虽然那里尘土飞扬、行人乱穿马路、汽车鸣笛不止，但却充满了生机、活力。你也许能接触到“高尚区”所没有的粗鲁和野蛮，但你更能感受到“高尚区”所缺乏的纯朴和坦率。这些农民工顽强的生存能力使我难忘，他们虽卑微但不自弃的生活愿望令我感动，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