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最大的缝纫机生产商浙江飞跃集团债务危机被曝光，总负债额达17亿元，虽已获得债权银行承诺，两年内不收回贷款；同时，当地政府拟以3亿元回购飞跃约300亩闲置工业用地，以增加其流动性。但飞跃仍未能与全部民间债权人达成解决方案，资产仍处于法院查封状态，下一步的重组前景尚难以预计。 
　　6月10日，浙江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681.2亿元，同比增长13.5%，增速比去年同期的17.6%和去年全年的17.9%分别低4.1和4.4个百分点，为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一季度，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税总额599.4亿元，同比增长17.3%，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8.9个百分点；利润总额323.8亿元，增长18%，增速比去年同期和去年全年分别下降12.4个和11.8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75.2亿元，增长49.1%，增速比去年同期上升38.2个百分点。1月-2月，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6.7%，增速比全国(16.5%)、山东(31.1%)和江苏(11.9%)分别低9.8、24.4和5.2个百分点。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认为，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扶强做大”的政策方针，这使得浙江制造业患上“慢性病”；目前政府和媒体讨论的成本上涨等因素，只是近期出现的急症。“强资本”与“强政权”结合，会对“浙江模式”造成毁灭性打击。
　　姚先国认为，目前媒体大多将浙江制造业的困境，尤其中小企业的困境，归因于劳动力、能源、生产资料等成本的上涨，这是错误的。浙江中小企业的问题，不是“急性病”，而是“慢性病”。政策性扶持一些大型民企，在土地、税收、金融、司法保护等方面一意偏袒，导致企业的竞争环境恶化，大型民企对政府的依赖性增加，“国企病”也已经出现。
　　他认为，浙江的情况从数据上看已经很糟糕，是近20年来没有出现的状况，但与此同时，政府财政收入却在不断增长。企业利润薄，说明大的利益结构出现了问题，政府拿得太多。浙江和全国的情况大抵相同，政府的“生产税净额”在国民收入的比例一直保持稳定，大约在14%左右，基本上是正常的政府运营成本。但财政收入的比例，恐怕是“生产税净额”的两倍以上，中间的差额正是被政府用于“做大做强”了。
　　姚先国指出，各级政府对大企业的优惠政策很多。企业面对政府的这些优惠，有些还觉得莫名其妙，有些甚至感到受之有愧。这些优惠政策不仅有税收返还、纳税奖励，在土地供应上，还以发展园区等名义，给予迁徙企业用地优惠，并组织银行给大企业贷款优惠等。在土地资源匮乏的浙江，这种优惠非常具有诱惑力，很多大企业本无计划做大，“内功”跟不上，最后也被政府催大催肥。不少享受优惠的企业，最主要的利润来源就是地皮——把从政府获得的优惠土地化整为零，成立相应的子公司，再把它们的股权高价转卖给小企业，实际上是炒地皮。
　　当前的政府财政还是“建设性财政”，但财政补贴大量给了大企业、外资，中小企业在当地无法享受到这些“阳光雨露”。如果将这些政策差异都包括在内，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税赋水平还是相差很大的。
　　姚先国认为，对政府而言，“做大做强”也只是一厢情愿，未必能够实现。大型民企对政府补贴的长期依赖，目前已显现出以往“国企病”的征兆。
　　他指出，作为税赋实际承担者的中小企业，由于自身利润被土地成本、税收和融资成本挤占，变得异常脆弱。前几年，大量浙江制造业资本在全国流动，炒地炒房，成为投机客，现在返回浙江，以高利贷形式反噬制造业。不独浙江，全国各地都有这种情况。如果这一政策再持续下去，“强资本”与“强政府”相结合，将会对市场竞争体系造成致命伤害。
　　姚先国警告说，浙江是企业家的摇篮，也曾经是中小企业的乐园。如果不给予中小企业平等的竞争环境，摇篮将不复存在。在政府“做大做强”指导下的大型民企，也会很快丧失企业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