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难致“漂族”大量产生 就业权益亟需政府保障

租住在北京市海淀区唐家岭地区的湖南籍打工者王魏(化名)执意不同意记者到他家里采访，理由是“太乱了”。

　　从外地一所大学毕业后，王魏和她的女朋友已经在唐家岭生活了两年，如今两人的月收入加起来都不到4000元，因此他们选择了在唐家岭租住，每个月房租只要500元。

　　尽管生活压力比较大，但王魏丝毫没有要离开北京的意思。

　　在今天发布的2010年就业蓝皮书———《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像王魏这样的新一代就业弱势人群，被称为“低收入漂族”。蓝皮书的主编王伯庆博士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对于低收入漂族的调查分析是2010年就业蓝皮书的亮点之一。

　　对于今年全国“两会”前后被热炒的“蚁族”，王伯庆认为，“漂族”与“蚁族”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他们就业的地方不是家庭所在地，也许还不是大学所在地，这就是媒体所称的蚁居或者是弱势就业大学生”。

　　《法制日报》记者发现，与过去提到的下岗职工或者残疾人不同，主要由大学生组成的新一代就业弱势人群，已经成为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得到重视的问题。

　　“漂族”多来自于农民工家庭

　　随着唐家岭拆迁工作的逐步推进，王魏正在选择下一个栖息地，他将目光投向了南五环外的某个村庄。

　　唐家岭，这个北京周边不起眼的村庄，由于紧邻上地高新产业园区，在过去的数年间已经涌入了数万人居住。王魏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在就业蓝皮书中，对2009届大学毕业生中的就业弱势人群是这样分析的：

　　与全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平均分布对比，低收入就业漂族有超出5个百分点、总共55%的比例集中于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其中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的最多。

　　2009届大学毕业生中，低收入就业全漂族毕业半年后的月薪为1240元、低收入就业半漂族为1129元，这个水平只相当于同届毕业生全国平均月薪2129元的一半；从毕业半年内的离职率来看，低收入就业全漂族为46%、低收入就业半漂族为51%，明显高于38%的全国平均水平；从专业对口率来看，低收入就业全漂族为55%、低收入就业半漂族为58%，略低于62%的全国平均水平。低收入就业漂族比较多地集中在销售类职业，较高比例受雇于民营企业和小企业。

　　从家庭背景来看，低收入就业漂族的大学毕业生更多来源于农民与农民工的家庭。2009届大学毕业生中，漂族较多地来自经济不发达地区，其中低收入就业漂族的家乡基本位于地级及以下城市或农村。

　　王伯庆在解读上述数据时说，漂族有全漂和半漂之分。“比如我的家乡在四川，在四川的高校就读，毕业后到北京来工作，我就叫全漂；如果我的家乡在四川，是在北京的高校上学，毕业后仍在北京就业，就叫半漂。大家看看，低收入的就业全漂族的月工资是1129元，而全部的大学生毕业生平均薪资是2129元。换句话说，这批大学生就业弱势人群，就业水平比较差，薪资相当于大学生的40%多一点儿”。

　　《法制日报》记者发现，“漂族”与“蚁族”有诸多共性。《蚁族》一书的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廉思认为，之所以称其为“蚁族”，“这是因为他们与蚂蚁有着许多相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还毕业于重点大学，拥有较高的智商和知识水平；他们又是像农民工一样的困难群体，游离在城市边缘，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

　　廉思的调查结果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高校云集的大中城市存在大量“蚁族”，主要分布在城乡接合部，全国“蚁族”大约在百万人以上。

　　在唐家岭采访时，记者了解到，“蚁族”多数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平均月工资不到2000元，多数没有社会保险和劳动合同，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

　　从“蚁族”的这些特点来看，他们就是低收入就业漂族。

　　就业难导致“漂族”大量产生

　　对于“漂族”或者“蚁族”产生的原因，王伯庆在书中并没有作出详细说明，但他仍向《法制日报》记者分析，就大学生来说，“我们做过一些案例分析，有不少大学生不要家乡一套房，而要北京一张床。有一个例子，我们曾经采访过电子科技大学的一名应届毕业生，他找到两份有意向的工作，一个是在深圳，月薪是5000元；另一家是在成都，月薪也是5000元。虽然成都和深圳的物价是不具可比性的，但他还是选择了深圳。原因很简单，因为成都那家公司做的是二流水平，对职业发展不利。因为职业发展的原因，漂族选择了更高层次级别，他们在走出自己的蜗居后，看到了不同的文化，这超过了在他们的家乡———某个地级市的精彩”。

　　一位在唐家岭生活了多年的资深“蚁族”也告诉《法制日报》记者，目前公开报道的“蚁族”资料和实录有片面渲染悲情色彩之嫌，过于强调“蚁族”生存状况的艰辛，还有很多媒体是选取了“蚁族”中生存状态最差的那一批人并将其放大到聚光灯下。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之所以选择在北京当‘蚁族’，是因为我们觉得这里提供给年轻人的机会多。尽管现在苦一点，但将来会有更好的发展，我们选择这里也是自我奋斗的体现。”这位资深蚁族说。

　　鲁东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李伯枫认为，目前，大学生就业弱势人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类型：生理弱势的大学生，主要是指相貌平平或者存在生理缺陷的学生群体；经济弱势的大学生，主要是指家庭经济状况不佳、生活困难的学生群体，包括特困生和贫困生；冷门专业的大学生，主要指专业过于冷门、市场需求量少的学生群体；学校名气不高的大学生，主要指受到学校名气影响而产生就业难的学生群体；女大学生，主要指用人单位性别歧视造成就业难的女性学生群体。

　　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袁本涛则认为，“漂族”大有向研究生发展之势。

　　“每年毕业的研究生有好几十万，实际上很多研究生也无法就业，也成为‘漂族’的一员。最近我想招一个博士后，招聘广告发出去没两天，就有一个博士来找我，实际上他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研究生的就业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只是还没有像我们的高职高专和本科生那么严重。”袁本涛说。

　　《法制日报》记者发现，“漂族”或“蚁族”的大量产生，与近年来就业形势的恶化关系密切。

　　北京就业促进会会长任占忠说，当前的就业形势是，从过去用人单位掉着眼泪要不着人，到现在学生掉着眼泪找不到工作。就业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这30年来的现实情况，所以说毕业生也由过去不用发愁包分配，变成了现在的“给了你自由，同时也让你失去了工作的自由”。

　　“当前毕业生的就业，我们所面临的是就业压力加大，而今后的就业压力还将长期存在下去。为什么？因为毕业生人数一旦达到了690万，就不可能降到500万、400万、300万，我们在2001年只有114万应届毕业生，10年的时间增长到了630万，这个数字不可能再回去。按照现在的规划，到2020年，应届毕业生人数还将再增长一二百万，所以我们的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任占忠说。

　　对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则倾向于结构性失业的说法。

　　“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难或者是就业方面的问题，我感觉其中有结构性的因素。就目前的数据来讲，中国的大学生占就业人口的比例并不是最高的，我们大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8%、9%，今后可能会是20%、30%，但发达国家最高达到50%，所以说中国大学生并不是最多。但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大学生就业难、就业失调，其中原因在于结构性失调，比如第三产业、服务产业、创意产业不发达，与此有很大的关系。”王耀辉说。

　　解决“漂族”就业需长效机制

　　“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我们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解决毕业生就业的长效机制。”任占忠说。

　　有不少业内人士指出，“漂族”或者“蚁族”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如何更好地保障这部分人的权益，政府责无旁贷。

　　“今天我们谈大学生就业，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在更高的高度看待它。”袁本涛说，这些“漂族”都是来自于农村，来自于农民工家庭，来自于社会弱势人群，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性会带来很大的问题。所以应该从更高的高度看今天的大学生就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就业问题，而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要负什么责任、社会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以及学校应该如何转变教学服务，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姚俊认为，从政府层次来说，国家应该为弱势大学生的就业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应进一步规范大学收费，控制教育成本上涨，从源头上减轻来自困难家庭大学生经济负担；从政策上鼓励商业银行对贫困大学生发放国家助学贷款，增加贫困大学生奖学金、助学金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力求不同高校之间在政策支持上体现公平性，通过这些措施最大限度地为贫困大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从而在根本上增加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同时，国家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降低贫困生就业成本，在其直接控制的就业岗位上为贫困大学生就业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