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国务院审议通过了国家教改《规划纲要》，其中明确提出，“建立继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这就要求各类教育之间，要打破门户之见，实现流通。很显然，对“专升本”的学历歧视，与此教育改革和发展精神背道而驰。

       客观上说，教改《规划纲要》作出上述规定，并非仅从教育公平考虑，更是从教育自身的生存考虑。根据我国适龄人口统计，到2020年，18至22岁年龄段人口将减少3800万，高等教育生源将大幅下降。如果不对高等教育管理制度进行改革，我国社会将面对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包括：一批学校将陷入破产、关门的境地；这些破产、关门的学校的师资必须重新就业、安置；这些破产、关门学校的学生必须解决转学、学籍认定等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就是各类学校的“学分互认，自由流通”(在国外称为“自由转学制度”)。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开始酝酿改革，比如中职与高职、高职与应用本科、应用本科与专业硕士的衔接。为此，必须清除所有学历歧视政策，不然，这种“互认”和“衔接”将遭遇“学历歧视”的瓶颈——如果连政府机构所属的用人单位，在就业中都要追查一个学生学历的“祖宗三代”，在你博士毕业时，还要看你当初是不是专科毕业，那么，谁还会选择“低层次”教育，谁又会响应“互认和衔接”政策？

        也许有些政府部门会说，你不选择没关系，有的是人选择。这话放在以前或许行得通，现在却不行了。今年高考报名数比去年下降了65万，其中高中应届毕业生减少了31万，增加放弃高考与复读生减少人数共34万。考虑到去年弃考生规模已达84万，今年的这一数字可能接近百万。这一系列数字其实正在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已经逐渐进入被学生选择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形下，整个教育机制如果还要制约选择者的选择空间，无异于让自己走向死胡同。

        当然，一些部门或许还并不知道，自己实施的“学历歧视”正制造着更严重的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这就需要教育部把这些信息充分送达。要打破学历歧视，道义上的说服已经够多了，或许需要从“现实利益”角度，去向既得利益者分析利弊，让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

       国家教改《规划纲要》指出，要清理各种歧视政策。靠谁来清理？从现实情况看，教育部对此鞭长莫及，其他部门则可能维护各自的部门利益，因此，推进改革的机构更应是全国人大或者国务院，立足于国家教育发展的整体问题，为实现更高的国家利益，破除改革中各部门的既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