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先生说：天不变，则道亦不变。意思是，天变，则道亦可变。进入21世纪，如果把道理解为经济规律，天就是先进生产力。工业革命一旦遇见信息革命，经济之道也会随之变化。互联网正在使我们对经济规律的理解发生重大改变。
 
    增长、稳定与就业是宏观经济学的三大目标，按照工业生产力这个天决定的道，就业的规律应该是，GDP增长，就业增加。但按照信息生产力这个天决定的道，就业的规律变成，GDP增速下降，就业增加。移动出行促进就业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一、从服务业与非服务业就业的区别看移动出行的数量特征
 
    在以往的传统经济中，保就业，是促增长的主要理由之一。近年随着GDP增速下降，按原有逻辑，就业就保不成了。但实践正好相反。随着GDP增速的下降，就业不降反升。原有逻辑开始失灵。
 
    按照经济学家鲍莫尔的解释，服务业占比提高往往伴随GDP增速下降，是因为服务业使用机器比制造业少，因此它一方面会导致GDP减速，另一方面却促进就业增加。
 
    在我国，服务业比重超过50%，正取代制造业，成为就业的新引擎。移动出行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就体现了这一点。
 
    1、服务业就业缓解经济下行压力
 
    报告显示，过去的一年里，专车快车、顺风车、代驾的司机超过1330万，占2014年底全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4.2%。在移动出行中就业，是在服务业中就业。顺应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趋势。
 
    互联网+推动着各行各业的就业结构，从以产业化为主，向以服务化为主，发生着结构性的改变。这是报告中反映出的新动向。
 
    2、反周期就业缓解经济下行压力
 
    报告中有一个发现：移动出行就业人数呈现出反周期性。平台上的部分司机是在等待好的就业机会，等待经济好转后继续做本职的工作，这种特点鲜明的体现在钢铁、煤炭等行业。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移动出行行业创造了一个就业机会蓄水池，对稳定经济起着制造业就业所难以起到的作用。这有点象农民保有土地，离土不离乡，对经济下行时期就业压力的缓冲作用。
 
    由此我们得到第一个启示：支持和鼓励互联网+发展，有利于变主要依造制造业驱动就业，过于依赖GDP增长，转向服务化驱动就业，减轻对GDP增长的依赖。新经济在提高服务业比重的过程中，承担起GDP增速下降的新常态下促进就业的宏观经济使命，可以为国家排忧解难;开辟就业新路，也可以有效抑制传统经济理论拿就业问题绑架国家，重走GDP导向和物质投资驱动老路的冲动。
 
    二、从服务业增长中的基于高科技与不基于高科技的服务业就业的分别看移动出行的质量特征
 
    移动出行与一般服务业的区别在于，它是基于高科技的服务业，它的就业规律与一般服务业又有所不同，克服了传统的“服务业病”。报告很好揭示了这一点。
 
    鲍莫尔上述逻辑，虽然符合各国发展实际，包括近三年来中国发展的实际，但存在一个与信息革命情况不符之处。鲍莫尔把人与机器难以结合，作为服务业就业较多的原因，更适合解释修脚理发的传统服务业，属于一种“服务业病”;象移动出行这样的基于高科技的服务业，在创造就业方面有何不同于修脚理发业的特点，需要进一步总结。报告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线索。
 
    基于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现代服务业，之所以在就业中克服了“服务业病”，从根本上说，在于它实现了人与机器(如电脑网络)的高度结合，因此有助于在就业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人的素质。而不是象鲍莫尔说的，相比于制造业在降低劳动生产率。
 
    报告提及：“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包括兼职，外包，派遣等灵活的就业形式让劳动者的工作形式变得更加自由，提高了生产服务效率。”数据同时还显示，移动出行平台上就业人员中9%的司机之所以继续这一兼职，是看中了社交、娱乐、趣味等其它因素。高效率、高素质，是就业质量提高的标志。
 
    三、从高科技服务业中基于分享与不基于分享的就业的分别看移动出行的包容特征
 
    即使是在高科技服务业中就业，基于分享经济模式的就业，与不基于分享经济模式的就业，在公平与包容上，仍存在本质上的巨大区别。这才是报告给我们的最大有效信息所在。互联网灵活就业实践对现有宏观经济学就业理论构成了颠覆性的冲击。
 
    仅仅在高科技服务业中就业，在非分享经济的条件下，仍然属于雇佣意义上的就业，拿的只是工资，而且就业门槛较高。报告给我们展示了实践中另一种就业形式——高科技条件分享经济下的灵活就业。
 
    对移动出行来说，灵活就业可能意味着没有就业(没有去企业就业)，但有工作，而且收入还可能高于工资。采用分享经济的形式，分享专业化的出行平台，大大降低了灵活就业的门槛。
 
    1、比传统工业化更先进的就业方式
 
    专车、快车司机多在早晚高峰接单，在其它时间段则回归到私家车状态，具有生产-生活灵活转换的特征。
 
    在传统就业理论中，家庭经营、兼业是专业化分工不发达条件下的低水平的就业形式，但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在家办公成为了一种先进的就业方式。
 
    数据显示，平台司机可以自主选择上线时间，多数司机在线时长为每周14个小时以内，就业时间可自行调剂安排;顺风车司机呈现出围绕家庭居住地迁移与工作单位分布的特征，具有生活、工作、出行、兼职工作为一体的特征。
 
    2、比传统工业化更公平的收入
 
    在传统就业理论中，解决就业有利于公平，但就业本身公平不公平是不确定的。因为就业意味着只拿工资，不分享剩余，分成这个意义上的公平难以实现。但分享经济可以实现劳资之间的分成制，使劳动者获得高于工资的收入，使就业更具包容性。
 
    在移动出行中，有的司机本职工作收入很低或者处于失业状态，他们通过提供出行服务在平台上找到了专职或兼职工作，通过灵活就业的方式获得了收入，改善了生活状况。96.5%的司机在加入移动行业后收入显著增长。其中，有78.1%的司机收入提高了10%以上，39.5%的司机有30%以上的收入提升。
 
    我国一直在致力解决经济增长高于百姓收入增长的问题，分享经济实践给出了现成的答案，在上班挣工资之外，另辟民富渠道，应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展望未来，目前在工资之上挣外快这种形式的剩余获取方式，将进一步演进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间租佃分成，从而有助于实现一次分配公平。
 
    3、比传统工业化更低的就业门槛
 
    在传统工业化条件下，利用物质资本实现就业的门槛较高，例如，只有国企员工可以利用垄断大量资源的国有企业实现就业。而在分享经济中，人人可以利用平台资源参与工作。报告显示，移动出行的劳动者，不乏下岗工人、退役军人及创业者;有超过18O万的女性群体在平台上实现就业。
 
    在分享经济中，平台分享固定成本，劳动者参与的只是轻资产运作，对资金、人员投入的要求极低，十分适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平台上还涌现出许多创新创业企业，也吸纳了一定的就业。
 
    4、比传统工业化更专业的“专业余者”
 
    有人会担心，移动出行司机打破专业与业务的界限，会不会导致专业性下降。
 
    事实胜于雄辩。报告显示，滴滴平台上以成熟专业的老司机为主，大部分拥有3年及以上的驾龄，近4成拥有10年以上驾龄。
 
    查尔斯.里德比特(Charles Leadbeater) 创造了“专业余者”(Pro-Ams)这一概念，意思是对某一领域充满热忱并希望达到专业水平的业余爱好者。专业余者有自己的优势，一是分享平台，使他们获得低门槛的专业指导;二是他们来自消费者，更了解顾客的需求，在体贴性上更专业;三是他们具有多样性优势，在网络协作中可能具有高于专业人士的网络智慧。
 
    互联网正在改变就业的宏观经济学机理，移动出行的就业就是未来的一个缩影。略显遗憾的是，当前的许多政策还是依据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机理制订，实施起来，正好与国家促进就业、扶持双创的目标背道而行，特别是难以顺应公平包容的时代潮流。究其实质，就是不能顺应先进生产力调整涉及利益(例如就业)关系。不要指责移动出行背后的互联网动力，应明白，顺应先进生产力，历史拉着走;背离先进生产力，历史拖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