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篇：推荐好书：从历史看职场——闯王皇帝李自成

      一人战斗王安石

      一心想要“富国强兵”，阿积极推动各项改革，结果却被后世认为是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把其与童贯这样的公认奸臣相提并论。这个人，正是王安石。

      1067年，中国历史在波澜不惊中再一次发生了皇位更替，年仅二十岁的赵顼登上历史舞台，史称宋神宗。是时，北宋的政权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繁重的开支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到1065年，国库亏空已达1570多万。财政的捉襟见肘使神宗很是头痛，甚至把春季祭天大典的赏赐都从一点变成无，以节省开支。历史上将这个局面称为：“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神宗让大臣列条陈，希望得到一些建议和帮助。可他听到不是要他恪守祖宗成法，就是要他布德行惠，或者就是选贤任能、疏远奸佞，唯独没有人告诉他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在他比较郁闷的时候，他想起了一个曾让自己欣喜的声音，这个声音正是来自王安石。

      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递交给当时的皇帝宋仁宗赵祯的一份万言书中，倡议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以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在赵顼登基前，有个叫韩维的秘书郎，每每在赵顼面前推荐王安石。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太子议论治国之道，深得赵顼赏识。正是在那个时候，王安石告诉赵顼说：“我可以帮您使国库充盈。”这正是赵顼最想要的。1069年，王安石被已经登基的赵顼提为参知政事，次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改革推行新法，史称“熙宁变法”。

      从变法推行开始，反对的声音就络绎不绝。御史吕诲上书弹劾王安石，宋神宗不听，贬吕诲去邓州；《青苗法》刚一颁布，宰相富弼即称病辞职；翰林学士司马光公开出来反对《青苗法》，与吕惠卿在宋神宗面前辩论；开封府推官苏轼上七千余言的长篇奏疏，激烈反对变法；翰林学士范镇，右正言李常、孙觉等也上书指责《青苗法》；元老重臣韩琦出判大名府，上书全面攻击《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等人也都附议支持。

      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结果我们知道是以失败告终的。简单地把变法失败归结于反对派的“徇私利己”显然是过于简单了，很多人反对王安石变法不是反对他的目的和初衷，而是反对他的方式。例如，司马光也主张改革现状。司马光不止一次向神宗进言，要从用人、理财等方面缓解已经出现的各种弊端。但随着变法的深入，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之间分歧越来越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方向相同的，但路线各有不同。从后来发展的结果来看，虽然不知道司马光的路线是否正确，但王安石的方式肯定有问题，否则王安石理想中的改革受益者——皇帝和老百姓不会反对变法。

      熙宁七年(1074年)，有个叫郑侠的人上书神宗，并提交了一幅《流民图》。图中描绘了当时民间百姓卖儿卖女、典当妻子、拆毁房屋、砍伐桑柘等悲惨的景象。这幅真实生动的《流民图》给宋神宗极大的震动。他改革的本意是为百姓谋幸福，可事与愿违。神宗因此夜不能寐，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中。第二天，宋神宗就下令暂时罢免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十八项法令，这也直接导致了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

      虽后来王安石又官复原职，各项法令也恢复执行，但由此可见神宗对变法也产生了动摇。《流民图》反映出了当时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也当然不支持变法。据说在神宗皇帝去世后，司马光由洛阳返回开封，参加皇帝的治丧事宜，曾经被京城百姓数百人拦截在首都街头，群众高呼：“请先生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皇帝，救救百姓！”为什么百姓觉得司马光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简单的道理，百姓求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主政，实际上从侧面反映出了百姓的态度。作为变法受益者的百姓都不支持变法，可见王安石的变法存在严重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韩琦(前宰相)、富弼(抵御西夏，守护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马光(《资治通鉴》作者)、文彦博(枢密使、一代诤臣)、范纯仁(范仲淹之子)，甚至苏轼兄弟，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名人，全都不约而同地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如果他们真的是因反对变法而断送了宋朝，为何无论是在当时或是后世对这些人的品格和才干都是评价颇高呢？一个人是徇私，两个人是勾结，但几乎所有人都反对，如果上上下下都认为你是错的时候，要么是方向错误，要么是路线错误，或者技术上有偏差。即便说王安石的方向和方法没有错误，但至少其方式是值得商榷的。

      古代人除名字外，还会有字号，别名之类的。王安石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愚下对这个小字獾郎很感兴趣。把獾的一些习性与王安石的行事做一些对比，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獾性喜清洁，洞道内保持干净，不存粪便等污物。如果按人的习性来理解，獾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袋獾可以在三十分钟之内吃下差不多相当于自己体重40%的食物，可以理解为是个急性子。在王安石的性格特点中，排他、急进、富于攻击性，都是很明显的。

      王安石为人特立独行。据载，他常不梳洗就出门会客，看书入神时则会随手拿东西吃，吃了鱼食也不知道。苏洵曾做《辨奸论》，公认的就是影射王安石，其中写道：“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你喜欢怎么穿怎么打扮是你的权利，但你不是一个人，出面会客，其实就是一种交往。而王安石居然能蓬头垢面，说得好听一点是不理会世俗的看法，但其实更多的是对他人的不尊重。老百姓还知道见朋友穿件好衣服，你当朝宰相见人不知道洗个脸？不见得别人反对变法是因为你不洗脸，但从王安石以自我为中心的排他性格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

      前面提到了司马光是支持变法的，只不过路线不同而已，但王安石就直接将司马光列入“敌对”名单之内。司马光曾私下里写了三封信与王安石探讨改革的一些问题，可王安石只回复了第一封信，而且还搞成了“公开信”的形式，名为《答司马谏议书》。里面有一句：“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辩。”王安石的意思是：咱俩的争论是政治路线不同而引起的，既然如此就不用一一争辩了。王安石居然不在乎司马光？很难想象司马光这样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一个改革的推动者居然不在乎。司马光尚且如此被排挤，何况他人？

      还有一个故事。韩琦也曾做过宰相，在未当宰相之前做过扬州太守，当时王安石是他的属下。韩琦曾劝导王安石：“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意思是：“小伙子，趁着年轻，多读点书吧。不要自暴自弃。”显然这是好意。王安石就认为韩琦看不起自己，就总是与韩琦疏远，即便是韩琦把他作为自己的老部下看待、加以提携。后来王安石在日记中，这样评价韩琦：“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王安石确实有能力，可这种自信得有些自负的人，对自己的老师和上级都如此评价，他会听得进其他人的意见吗？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首《商鞅》是王安石所做，几行字豪气冲天，王安石自比商鞅可以看出他预想到了改革过程中的蜚语。但换个角度看，也为他坚持自己是对的，其他人是错的排他思想埋下伏笔。其实王安石的变法进程并未推进多少，很多时候都是在和所谓反对派进行斗争。但所争论的并不是该不该改革，只是具体路线。

      改革的主要工作，并不仅仅是改变事情，更重要的是改变人们固有的思想观念。因此，改革过程中的争论就是一个调节、沟通的过程，是改革的重要工作之一。王安石现在一律排除反对声音，其实就是拒绝与人沟通，不沟通怎么能顺畅？如果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仁，就能争得这些人的支持，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内耗，也不至于后来变法的走样，他也不会提拔起那么多奸臣，给宋朝灭亡留下隐患，而被后世唾骂。
 

      王安石的急进表现在两方面：推事及用人。

      从熙宁二年到熙宁九年的八年内，王安石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陆续实行了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免行、方田均税、将兵、保甲、保马等十几项新法，平均一年颁布两项新法。老话讲，“饭要一口一口吃”，可王安石就是想一口吃成个胖子，希望明天国家就国富民强。初衷是好的，但从结果看过程是有问题的。
 

      由于新法的经常性颁发，使得每一次新法的颁发都会引发一场争论，一次争论的停歇就是下次争论的开始。所以使得改革者每天都在做一件事情：与反对派斗嘴，而没有时间去把颁布的法律落实、督察、适应改变。这种急进的、没有计划的改革，与成功改革的典范商鞅变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商鞅变法，变法二十一年(还只是计算了其主持变法时间，未算其身后的变法延续时间)也仅仅是推出新法不足十项。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商鞅有时间去精心筹划每一项法令的内容，以保证法令适应实际需求，并能够实际执行，才确保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再反观王安石的变法，新法推出之前没考虑周详，使得推行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在执行过程中由于下面人的“自有对策”而使新法推行更加困难；出现问题后又未能及时更正，最终导致目标和结果完全不符。

      例如，《青苗法》的推行。所谓《青苗法》按今天的理解就是农业贷款，在禾苗青黄不接时，农民以地中青苗做抵押，国家以低息贷款给农民，解决农民燃眉之急,国家收取利息以作收入。应该讲这是一个好政策，但首先在制定新法时只考虑到农民能还上钱，没有考虑到如果出现个天灾农民没钱还的情况。偏巧，新法刚一推行全国各地就连续数年旱、涝、蝗灾不断。受灾面积既大，灾害烈度亦强。官府为了减轻自己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责任，唯有逼迫农民一途。农民便只好变卖家当，归还贷款本息。严重者需要卖房卖地，甚至卖儿卖女。最后，导致部分农民流离失所，更使许多农民无力或者不敢贷款，这是事先考虑不周。

      在推行过程中下面人的执行也有问题。当时国家是给各级地方下达指标的，如果贷款发放不出去，地方官员便无法完成那百分之二的贷款利息即价值增值的任务，这可影响前途啊。为前途计，下面就自有对策，最常见的方式是提高利率或者根本不给最需要的经济状况不好的人贷款，青苗法也就因此而流于形式。很多事情不是坏在最上面，也不坏在下面，而是坏在中间。执行力差一方面说明官员品质和能力问题，但也说明了法令的执行和监管考核体系有问题。同时在灾害问题出现后，王安石没能及时调整法令，使得法令推行更加困难。环境已经改变，就不能再坚持原来的老方法，既然已经遭到灾害，就应该想其他的方法来调整。这就如同冬天穿棉袄很暖和，但你夏天还穿棉袄就是有病了。

      在用人上，王安石也很急进。王安石变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和继承人，几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前面说到了，变法从一开始就被很多朝中大臣所反对，王安石为培养自己的“改革集团”，就只能提拔一些“青年干部”。而这些人虽然表面上支持变法，其实是有着政治目的的：支持就能升迁！自己的飞黄腾达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并不是真的拥护变法。

      众所公认的奸臣、北宋最腐败昏庸的宰相之一蔡京，就是其中的一分子。熙宁三年，熙宁变法的第二年，蔡京进京应试，得中进士。短短数年，蔡京由地方政府官员变成朝中大臣，受到朝廷的重用。而这一切都源于王安石的保荐，之所以会被保荐因为蔡京是变法的支持者。

      曾布、魏继宗、韩绛、吕惠卿等，在后世大都被列入了奸臣之列。除开能力外，更多的是其个人品行。例如曾布和魏继宗，在朝臣一直反对和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之后，就联合起来攻讦吕嘉问。而此三人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如曾布就是被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少卿。宋神宗后，蔡确、章惇、吕惠卿、蔡京、蔡卞无不被视为北宋奸臣。可这些北宋奸臣却都是直接或者间接靠王安石举荐起家。不能说王安石有意如此，只能说王安石太想有人支持了，因此非此即彼，不反对我的都是好人，好人就要重用，进而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如果王安石不如此急进地提拔任用还不了解的人，至少对其品行进行一番考察，也不至于因此受累，经常被反对派抓住这点而弹劾，也不至于陷入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

      王安石凭借变法一鸣惊人，却因变法而声名狼藉，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国家和百姓的一片热诚。王安石志不在做官，朝廷再三请他出仕，他一再拒绝任命。他在庆历二年中进士，时年二十一岁。一直到四十六岁才得意，经历了宋仁宗、宋英宗两朝，一共二十五年之久。在此之前，“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俾美于官，唯患其不就也”。由于他谢绝到朝廷就任，朝野上下就越希望他出来做官，一时间，朝拜者、请安者、侍奉者络绎不绝，“以金陵不作执政为屈”。他总希望能“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极愿意到外地州郡做地方官。宰相始于州府，王安石志存高远。他先后十几次上书请求外任。

      他一生为官清廉，没有私敌，就连他的政敌都不得不承认他“素有德行”、“平生行止无一污点”，典型的好人一个。结果却因变法一事，自己留得身后骂名，更有人将其视为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久自分明。一时轻信人言语，自有明人话不平。”借用冯梦龙的这首诗，向王安石先生道一份尊敬！

      为了国富民强的理想，王安石走上了推动改革的道路。在世时，司马光、苏轼兄弟等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名人都是他的对手。去世后，更是身后骂声不断，甚至有人将其视为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王安石的经历很值得玩味。

      个人认为，将王安石与吕惠卿、蔡京这些奸臣相提并论是很让人痛心的。要知道，王安石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能够为国家增加财富，希望能够减轻百姓的负担，但无论是当朝者、同朝官僚还是百姓苍生，似乎都不约而同地对王安石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表示不满。为什么一心做事却落得满身不是？难道是王安石的方向出现了错误？当然不是。从青苗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但历史无数次地证明，出发点正确不一定能够得到正确的结果。王安石的失败，为我们昭示了一条生存法则：方式与方向同样重要！

      为什么王安石做了正确的事，结果却没有正确地做事？文章分析得出王安石在推事和任人上过于急进。是的，一下子推出那么多的新政策，事先没有充分的时间把事情想周满，事中没有时间去落实执行，事后没有时间跟踪反馈。这些事情成了打蚊子的大炮，说是大材小用不如说摆设来得贴切。因为要推广那么多的新政策，所以需要大量的人做这项工作。由于对人才的需求过于迫切，不调查背景、不问原因地提拔任免新人，所以蔡京、韩绛、吕惠卿等被后世称为奸臣的人被王安石一手提携起来了。事情没做成，还培养那么多破坏分子，王安石想不挨骂都难。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为我们昭示了一条生存法则：急进，往往意味着容易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