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9月的中国养老金国际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珍也曾指出,在人社部做的一项调查中,有23%的工作人口中断了缴费。官方数据显示,今年累计中断缴社保的人有3800万,占城镇职工参保的一成还多。
中断社保的原因很多。一些不太正规的小微企业为了降低成本,逃避为员工交纳社保,其招收的职工往往技能低,也缺乏谈判能力,如果到这些企业就职,就意味着社保中断;还有就是下岗失业人员,也无力继续承担社保。
另一大类就是外来务工人员,随着年龄逐渐增大,如果他们不在工作地继续工作,直到交够15年的社会保险,而选择返乡养老或返乡工作的话,这个时候,根据现有政策,他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中断社保,仅保留个人账户内缴纳的资金和利息回老家;二是根据老家的政策,把现有的保险关系转移过去,但社会统筹部分无法转移,只能转移个人账户的资金,还需重新在当地购买社会保险。
这个时候往往就会发生中断社保。不难推测,社会统筹部分不能转移是中断社保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社会统筹,虽然名字中有“社会”二字,实际上却是企业为员工交纳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企业为员工交纳,是因为员工创造了价值,实际上还是员工应有的所得,但是在现在的政策下,这一部分却不能转移,不能不说,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留下买路钱”的盘剥,是绝对的不公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体制上的强盗行为。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局面造成了大量的流动劳动力,这些中断社保,工作地的政府得到了他们留下的社会统筹部分,而不用负担他们的养老,看起来似乎得到了一笔飞来横财,但实际上却造成更严重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采取的是“社会统筹+个人账户”的统账结合模式,社会统筹部分是现收现付制,个人账户部分则是储备积累制。也就是说,个人账户的资金用于积累,用来保证参保人退休时使用,在职人员的社会统筹部分资金用于当期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目前,很多地方每年的养老保险金支出远远大于收入的额度,除了增加财政补贴外,就是挤用个人账户资金应对当期发放,从而造成个人账户“空账”。根据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金额约为2.5万亿元,但实际上账户里做实的仅有2703亿元,个人账户“空账”已超两万亿。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量的人中断社保,必然使当下个人账户已经空帐运行的社保体系更加紧张。
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公平的制度造成的不信任感。在当下中国,这种制度违约、制度不公平已不是单一个案,从推迟退休年龄、到医保、养老金双轨制、甚至养老口号从“只生一个好,国家来养老”到“养老不能靠政府”的变迁,都可视为政府违约。而这种违约,又进一步刺激了主动性放弃社保。
现在就有种说法“每月定存500元,养老不再靠国家”。实际上,正如中国人保研究员崔鹏所说:这种计算明显没有考虑到几十年之后的社会工资水平、通胀水平以及这些资金当时的购买力。相比之下,社保依然是最优选择。
从更长的时间跨度看,一个深层原因就是,如果在一个经济发展较为平稳,不剧烈的经济体系中,前30年与后20年的生活水平差异不太大,那么,前30年的积累的财富的其中一部分,就更能支持退休后的生活。但是中国却不一样,1978年以来,由于外来技术的注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生活水平也飞速提高,那么,仅仅靠一个人在前30年的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显然是不足以支撑后20年的一个较为舒适的生活水平的,更何况,前三十年的创造的很多财富都在高积累、低工资、高税负的模式下都转变为了国家财政开支。而这两个主要因素,造成了当下社保资金紧张、养老金替代率上不去的原因。
那么,既然积累的财富不足以支持,那么,当然就需要靠政府在代际间进行调节,用当下的财富支持养老,而透支个人账户就可看做政府在代际间进行的调节。当然,这种调节不但导致这一代既负担上一代人养老的问题,也为下一代建设更好的基础设施,而这背后,则是在当下追求经济增长,追求绩效合法性的政治动机。
但无论如何,在这种快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政府,在代际间进行合理的调配,依然是养老体系最根本的模式。毕竟总体上看,大多数个体的理性程度都未达到把握未来的长期趋势的程度,而仅靠储蓄,并不能覆盖通货膨胀的风险。
制度的主要作用就是设立固定的预期。而在当下的种种讽刺的现实面前,在很多情况下,放弃社保反映了公民对政府将来行为的无法把握,不信任,反映了国家信誉的崩溃。而放弃社保的群体的人数达到一定程度,最终也会成为政府不得不解决的问题,而这对于缴纳社保的人也是不公平的。
所以,政府应该用公平来维护人们对社保制度的信心,而社保、医保的全国转移,比起养老、医保的并轨,应该是最容易的第一步。此次三中全会也提出,建立全国性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显然,一个无门槛的、可转移的社保、医保系统,也是其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