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女大学生黄静购买的华硕笔记本电脑出现问题，在修理过程中发现其CPU存在问题，为此，黄静提出以华硕年营业额0.05%为标准、数额达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要求。然而在维权过程中，黄静却被华硕以敲诈勒索之名告到公安部门。此后，黄静被批准逮捕，在看守所度过了10个月。近日，黄静终因“冤狱”获得了国家赔偿认定书。 
    海淀检察院《审查刑事赔偿申请通知书》称，“黄静采用向媒体曝光的方法，将华硕公司使用测试版CPU的事件公之于众，并与华硕公司谈判索取赔偿。该方式虽然带有要挟意味，但与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有质的区别。”黄静获罪的核心问题是，采取“向媒体曝光方式”获取高出法定的利益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 
    黄静向媒体曝光的是商家确实存在的问题，也不属于“隐私或者商业秘密”，不能算是讹诈。著名刑法学家王作富认为，采取向媒体曝光的手段是一种合法手段，“类似索赔这种案件，达不成协议后被害人、被侵权人声称要向媒体曝光，并不是法律所禁止的方式，虽然其索赔数额超出正常程度，也不宜转变为刑事犯罪”。 
    消费者使用“向媒体曝光方式”来对商家提出维权要求，有的商家出于种种考虑，的确会满足消费者超出法定利益的要求。这完全是商家权衡自身利弊的结果，商家如果认为这种赔偿并不经济，完全可以选择不支付额外的赔偿，而通过法律来解决。如果仅仅因为消费者可能获取高出法定的利益，而将“向媒体曝光方式”维权认定为犯罪，可能就将不利于公民积极行动起来维护自身权益或者进行“打假”。在国外，惩罚性赔偿非常普遍，几百万、几千万惩罚性赔偿的判决也屡见不鲜。但在我国，《消法》只规定了“双倍”赔偿，这样就非常不利于消费者维权，因为赔偿有时完全不能弥补诉讼成本。此外，消费者提出了一些比法定利益更高的要求，商家在赔偿后可能为防止这种的情形，更注重改进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