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近期沿海多个省份先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6月12日指出，廉价劳动力“并非现阶段中国吸引外资的首要因素，提高劳动工资符合中国整体经济与产业趋势，应让更多产业工人与社会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与此同时，“十二五”规划中负责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制定小组正在征集意见，下半年将制定一份完整的收入分配改革“十二五”规划。若一切进展顺利，2011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该规划将交由两会代表表决。届时，一直被认为缺少统一进程规划的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将明确方向和时间进程。

        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已是不需讨论的问题。如果继续压低劳动力成本，必然意味着全球制造业所产生的污染继续往中国集中；同时原材料和终端产品“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模式，也必然导致商务部发言人所说的“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的定价权几乎全面崩溃”，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的结局。如是，中国经济和百姓生活将长期受到“输入型通胀”和“内生型通胀”的双重挤压。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越持久，对中国的长久环境和资源破坏就越深。

        因此，公众迫切需要看到收入分配改革的决心和勇气，看到具体明确的改革时间表和清晰可行的改革路径。

        减税加薪、打破垄断、同工同酬，历来被视为提高普通劳工收入的法宝。这一切目前还不太乐观。仅就目前正在修改的《工资条例》而言，其核心政策之一的“同工同酬”，就可能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需要打破“大锅饭”；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人士表示，当前国企的体制还是无法适应；8%的垄断企业职工，常年拿着55%至60%的全国工资总额， 媒体报道的“十二五”规划拟提出的“聚焦资产性收入”，也不是如何从产权上“托底”，逐步保障农民获得应有的土地、房屋等资产性收入，其意似乎更在于“掐尖”，“大家普遍反映，目前应该在税收等领域，控制资产性收入，比如通过房产税控制

        即使真的拿出“减税”的勇气和力度，如果没有更为基础的职工权利托底，为企业减掉的税能否变为员工工资，也成了巨大的问号。而“更为基础的公民权利”，至少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农民和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二是农民与城市居民在土地、房屋财产权利上平等的“国民待遇”；三是工人与资本所有者平等谈判的权利。

        如果没有这些基础权利托底，“减税加薪”的结果推之不易，各省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可能无足轻重。如北京市人保局日前发布2010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方案，自7月1日起，北京最低工资标准将从每月800元上调至960元，涨幅达20%，比常年平均增长比例高出近一倍。但世界银行普查报告显示，考虑每人每天的营养摄入量及养育孩子的需要，在中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平均费用是每人每月1684元。两相对比，差距依然很大，工资改革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