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商学院的教授曾经遇到这样的尴尬，在他的MBA学生提交的论文中，一本名为《执行力》的书成为很多论文的主要参考书目，他不得不提醒学生，这是一本中国人冒用外国人名义，借着畅销书《执行》的东风“攒”出来的“伪书”！中国人对于西方管理思想的跟风追逐，囫囵吞枣、照单全收和马虎大意实在有些让人哭笑不得。

　　人们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有没有自己的企业管理观念、方法和思想体系？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疑问，作为一个管理培训项目从中国台湾引进的“中国式管理”曾经引起众多争论。拥护者觉得中国人已经有了自己的管理思想，反对者则认为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式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画地为牢的民族自恋，所谓的“中国式管理”更多的可以看作是传统哲学和伦理观念的现代通俗阐释，给现今的企业管理者提供一个带有传统文化色彩的参照。

　　其实“模仿”也没什么不好，尤其是当你的确没有什么经验的时候。西方管理学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开始，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在学术、咨询和企业运作之间已经形成了良性互动，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而这一切的基础是企业的管理实践。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企业这些年来正在不断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从张瑞敏20多年前明令“禁止在车间里随地大小便”到如今大大小小企业里耳熟能详的“平衡计分卡”、“期权”，中国企业在学习和模仿的过程中迅速地拉近与“榜样”的距离。

　　如果真正的“中国式管理”可以期许的话，也许其重要的来源之一就是这些极具活力的企业以及它们创造性的管理实践。

　　管理思想的形成，除了有足够丰富的管理实践，还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相对稳定的社会价值观体系，另一个就要有足够强大的精神资源。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短短30年的时间，中国企业跟头把式地走完了西方企业2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一个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社会刚刚开始成型。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的机会、企业的兴衰以及流行的思想和观念似乎都是转瞬即逝。一个几年前迅速壮大的企业帝国，往往在一夜之间就分崩离析；一个企业家昨天刚刚登上福布斯富豪榜，明天就不得不亡命天涯。在这样一个变动不居的商业时代，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观体系并没有形成，中国企业也就很难产生有足够影响力的管理思想。

　　在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一句“万科从来不行贿”语惊四座，在转型社会中，商业领域充斥着潜规则和灰色交易，能够秉持这样的操守的确令人敬佩，但是更令人感到恐惧的是王石显得如此孤独，是不是大部分手中掌握着巨额财富的企业家们在商业道德上都不太经得住考验呢？

　　网易公司创始人丁磊的话，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新兴创业群体的信念：“对我们而言，正像西方组织理论所说，围绕消费者组织公司的一切。所以很简单，只要认真做，做50年的企业，不是什么问题。”这话听起来很纯粹，也很硬气。也许在一个可以让企业正常发展的社会里，才能有足够强势的价值观产生。

　　管理观念、制度和工具的引进是相对容易的事情，但是其背后的价值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难以引进的。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传统的管理思想和框架目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产业分工范围越来越大，外包盛行，世界范围内的协作导致企业的组织架构必须越来越开放；互联网的大规模应用让信息的交流更加迅速，新的商业模式不断出现。

　　伦敦商学院的管理学大师加里·哈默尔对管理的未来有着这样的判断：“科层制管理体系曾经为人类的技术、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它已经到了自我进化的极限，难以胜任21世纪的管理挑战，必须对传统管理体系重新设计。”

　　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平越来越快的时代，中国企业是追求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管理思想呢，还是抛开一切束缚融入其中，整合全球资源以迅速做大做强呢？答案也许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