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为了利益的诉求，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是善意冲突，矛头并不对着党和政府”

      跳槽是员工表达对企业不满的最直接做法，俗称“用脚投票”。

      近年来，沿海地区一些企业工人通过怠工、停工、罢工的方式，向资方施加压力，要求提高工资、增加福利，被称为“用手投票”。

      一直以来，“双向选择”是企业主对待工人加薪要求的理直气壮的说辞，工人们也只能无奈地“用脚投票”。广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中低技术岗位职工的流动率普遍达到50%以上。

      广东省劳动部门调查显示，企业平均每招进一个工人的同时有0.73个工人流失。但不管他们怎么跳来跳去，等待他们的都是“地板工资”——最低工资标准。

      “用手投票”

      东莞市劳动争议仲裁院院长罗少伟说：虽说工人可以东家不打打西家，但东家西家都一样。参与罢工的工人大部分愿意在本厂继续干下去，不随意换单位。在东莞打工几年，家已经安在这里，子女在这里上学，不轻易搬家了。但工厂那点工资实在是难以养家糊口。比如今年年初，一家大型台资企业的工人罢工，参与的就以老员工占多。

      值得关注的是，效益好、工人工资福利相对较好的企业，也罢工频发。一些老员工目睹了企业发展壮大的全过程，从满足于福利待遇比周边企业好，渐渐转变成对企业内部收入落差过大的不满甚至愤怒。

      江苏省总工会及南京市总工会工资协商指导员施志刚说，凡是停工、怠工要求加薪的，结果都能闹成。“通过罢工，我发现企业向工人让利的空间很大。通常只要工人一闹罢工，10%的加薪幅度，老板眼睛也不眨一下就答应了。南京一家美资企业工人罢工，资方代表从外国赶来时就带来加薪8%的方案，最后谈判结果是加薪25%。”

      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对“罢工”没有明确规定。工人自发罢工发生后，地方党委政府甚至工会，往往既不反对，也不支持，只要求快速平息。

      南方一个城市的工会干部对本刊记者说，该市一家法资企业工人罢工的时候，资方代表公然指责政府“投资环境恶劣”，威逼劳动部门处理“闹事”工人。

      由于缺乏组织，自发的工人罢工常常出现失控，如打砸企业财物，与管理人员、警察发生肢体冲突，上街堵路等。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叶春荣说：“哪个国家都有罢工。合法罢工我不反对，了不起你不工作嘛，但不能打砸东西。我们台商对罢工当然怕，因为没有规范，事前没有谈判、没有预兆，不知什么人突然发起，还打砸东西、打人。”

      由于罢工没有法律地位，工人罢工的方式是“打卡不工作”。因此，罢工平息后，一些企业往往以“违反劳动纪律”、“旷工”为名，开除“带头”的工人，并且不给任何经济补偿。当这些工人向当地劳动执法部门、法院申诉时，往往得不到支持，因为，表面看，上班时间拒绝工作，确实是违反劳动纪律。一些工人因而四处投诉上访。

      江苏省信访局局长王庆元说：“工人为了利益诉求的，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是善意冲突，矛头并不对着党和政府。应该用和谐思维来认识、对待工人罢工问题。跟罢工工人过不去，就把党和政府摆到了工人的对立面上。”

      工资集体协商艰难起步

      如果说，最低工资标准是国家以法制形式给工人最低生存保障，那么劳资博弈——工资集体协商，就是调节企业分配的主要手段。本刊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在各级工会的大力推动下，工资协商初显功效。但基层工会反映，只要协商，就有协商不成的可能。协商不成怎么办呢？

      由于工资协商法律地位不明确，企业不理睬开头难、没有法定协商内容无事可谈、协商不成“收场难”，是协商工作的三大困扰。

      多位受访的基层政府和工会、专家学者认为：应该确立工资协商的法律地位，走出一条“谈判在前，协商不成由政府、法院或行业组织裁决”的中国式劳资博弈新路子。

      江苏省是全国开展工资协商较早、面积较大的省份。据江苏省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殷同喜介绍，江苏省从1995年开始尝试工资集体协商。目前，全省开展协商的企业19万家，覆盖职工952万人。不少企业的工资协商走过这样的路径：工人为加薪而自发罢工、怠工——工会介入、协商解决——复工——工资协商常态化。现在，工资协商逐渐由被动向主动，变成企业的常规工作项目。

      基层工会也反映，工资协商能取得实效的并不多见。殷同喜这样评价：“工作不可低估，成效不可高估”。江苏省张家港市总工会副主席陈建明说，张家港市94%外企建了工会，89%的工会开展了工资协商。去年，4%的企业谈判签了8%的工资增长率，其他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这8%，还没有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大。江苏省昆山市总工会主席顾志中说：能谈成的，都是企业本身已经计划好加薪的，只不过工会协商因素加入，比较透明一些。开展协商的企业，加薪幅度跟没有开展的区别不大。

      一家工资协商“榜样企业”的工会主席告诉本刊记者：公司开展工资协商十多年了，最初是由解决工人罢工形成的制度。十多年来，通过协商，每年工资增幅都超过10%，理论上，工人工资翻了一番多，协商成绩很漂亮。但实际上，工人增加工资不多。因为一线工人流动性很大。有多少人能够在一家工厂的生产线上呆上10年呢？公司一线员工起薪点低，比最低工资标准高100元左右。那么，一个工人入职当年拿900元，第二年990元，第三年1089元，第四年1197元。好像前途很光明。但是，这年他辞职走了。新工人又从900元加起。因此，谈了十来年，公司工人的工资，跟其他企业并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因为企业效益非常好，整体工资平台高一点。另外，公司对一线员工工资有“封顶数”，基本工资最高不超过1350元。

      更多的地区，企业甚至连工资协商的形式都不愿意走。广东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关系科科长周雪萍说：“广东省推动工资协商，我们第一步只要求企业参与发倡议书，东莞市也只有1个企业响应。广州市总工会连续两年、每年选取工会基础较好的五十多家企业进行工资协商试点，但真正坐下来谈的，寥寥无几。”

      工会干部反映，企业多数对协商要约根本不理睬，有的是派个行政干部出来草草座谈一下，工会对此没有制约办法。广东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叶春荣说：“我们愿意守法经营。但企业现在并没有跟工人协商工资的法定义务。工资协商我不反对，但要立法，大家按法律规范来谈。”

      劳资博弈新路径

      江苏省总工会主席张艳说，目前，不少地方尝试确立工资协商的法律地位，但大多是把相关条款放进其他法律里面。在江苏，有关工资协商的条款就散落在集体合同条例、民主管理条例、工会条例等六七部地方法规里，执法力度不大。建议在国家层面立法，明确劳资双方在工资协商方面的权利与义务。

      江苏省星光树脂制品（昆山）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徐惠芬说，要有法律规定，工资协商究竟谈什么、谈不成怎么办。比如，企业利润劳资双方该拿多少。“这样，我们的协商才有基础”。

      专家建议，建设中国特色工资协商制度——劳资协商谈判在前，协商不成，由政府、法院或行业组织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裁决，避免罢工。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说，中国不希望用激烈的方式解决劳资纠纷。需要探索既不影响社会稳定，又保障工人权益的新机制。如果没有正常的机制和制度安排，要么是工人利益受到损害，要么就是以激烈方式维权，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地方党委政府应该像推动企业工会组建那样，依法形成一种对资方的压力，营造促进劳资双方协商的氛围和便利，大力推进企业工资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