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处境将不断恶化
2014-02-25 11:15:43 来源:互联网 作者:未知 浏览46次
在经历世纪之交前后十来年的黄金时代之后，民营企业的处境在过去七八年不断恶化，以2007年新劳动法颁布为转折点，这一恶化进程开始加速
在经历世纪之交前后十来年的黄金时代之后，民营企业的处境在过去七八年不断恶化，以2007年新劳动法颁布为转折点，这一恶化进程开始加速，此后又遭受全球金融危机、国进民退和一系列干预调控政策所制造的市场震荡的多方面打击，终于不堪承受而表现出颓势，此前的种种担忧已成为血淋淋的现实。
即将过去的一年中，除了一些由宏观波动所造成的短期困难有所缓解之外，上述趋势并未好转，制度进程和政策取向也看不到扭转的迹象，反而随着时间推移，悲观气氛正在蔓延加深，这一点无论从证券市场的表现，实业领域私人创业与投资活动，或者移民倾向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企业处境逆转的一个原因是，地方政府对待它的方式发生了全面转变，企业家从民营经济开放之初各地争相吸引和扶持的对象，变成了砧板上的肥肉，或者假如肉不够肥，则沦为清理驱逐的对象。
这是依赖地方竞争而非普遍制度保障下的发展模式都会面临的机会主义问题：先用宽松优惠政策将你吸引过来，等你养肥了，便开始下刀取肉，中世纪意大利各商业城邦也曾出现类似问题，不同的是，比起世袭贵族治理的城邦，中国地方官员的籍贯回避和有限任期，令其行为更趋短期化，到了不惜杀鸡取卵的程度。
地方政府的态度转变可能也是过去二十年政治结构两大变化的结果，首先，江朱的财税改革和国企与职能部门的垂直化整合，极大强化了中央集权，改革后一度伸张的地方自主性丧失殆尽，这让地方政府变得更机会主义，地方官员越发专注于“让上面满意”，不过，这一时期上面关注的主要是以增长为核心指标的政绩，所以这些变化还只是一种隐患，尚未表现为对企业的挤压。
邓小平死后，权力层失去了派系纷争的最终裁决者，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地方官员的激励方向，“让上面满意”已不再是可靠的指引，因为已不存在一个明确的“上面”，下届核心将从派系的对等争夺中产生，结果未知，因而地方官员的仕途升迁已不是顺着一个结构稳定、关系清晰的金字塔往上爬，而是要找对靠山和路径。
这种不明朗的局面下，GDP之类的客观政绩指标变得相对次要，如今官员的首要考虑是安全，而危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跟错人，被竞争者背后捅刀，被曝丑闻；这三条都推动着市场环境的恶化，前两条意味着你不能得罪任何重要派系和利益山头，而市场化改革将冲击这些垄断着各类资源和准入机会的派系山头，不仅不能得罪，还常常要主动配合他们对民企进行剥夺和挤压，这些山头的势力，已因上述核心权威的丧失而迅速膨胀，变得难以撼动了。
后两条则意味着，你必须小心翼翼别让人抓住你违反了规章条例的把柄，假如这些规章只是保障公序良俗的必要规范，那么这种忌惮倒不失为舆论监督的可意效果，但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对企业经营活动、市场交易和消费者选择横加干涉，甚至像计划生育那样剥夺个人基本权利的恶法。
若真要容许、鼓励、帮助企业发展，官员不得不置某些法规于不顾，对企业某些违章行为睁眼闭眼，早些年也正是这么做的，但近年来他们发现这么做越来越困难了，随着纸媒、网络和自媒体的发达，录音和照相设备无处不在，身边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爆料者，而你的对手们也随时愿意为他们提供弹药。
而同时，规章却变得日益繁杂严苛，捆住企业手脚的绳索在不断收紧；这当然离不开媒体的功劳，知识分子和记者群体有着天然的进步主义和国家父爱主义倾向，总是寄望于通过政府干预和管制来推动社会改良，而不相信市场。
这一倾向在当前制度环境下产生了最坏的效果，因为他们被封堵了直接批评中央政府这个恶法制订者的机会，为在蹩仄夹缝中实现其心目中的社会良知，只好将矛头转向负责法规具体执行的基层官员，以及受这些法规所约束的企业，结果常常让自己沦为政府压制自由和强化垄断的帮凶。
但官员的这种忌惮并未减少腐败，只是让他们转向了更隐秘安全的手法，同时收窄了寻租交易的进入通道，由于民营经济的规模已比十年前扩大许多倍，可以寻租的环节和对象也比以前大为扩展，只须吃住少数最肥最安全的大户即可，而且也只有他们才负担得起迂回隐秘、往往需要跨国关联交易和复杂利益安排的行贿手段，至于众多小鱼小虾，他们既看不上，也不敢牵扯，如此一来，许多原本花点钱就能走通的路子，就对中小企业完全关闭了。
政府对民企态度的恶化，也表现在税收上，企业税负急剧加重，并且丝毫不受景气波动的影响，这从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即可看出；税负加重并非因为税率提高，而是因为征收力度的加强；在地方层面，由于房地产市场被强行压制，长期依赖的土地收入缩减，更迫使地方向企业开刀。
在企业自身和产业环境方面，民企的处境也十分艰难，对由人口逆转和农村劳动力枯竭所造成的劳动成本上升，许多企业仍未找到应对出路，尽管劳动短缺是普遍的，但由于成本结构的差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适应障碍更大，而其中外向型加工企业更面临尚维持着低工资率的国家的竞争，由于许多资产、经验和管理资源优势已特化于这些产业，转型将意味着抛弃大量既有资源，常难以成功。
其次是接班问题，第一批民企的创业者已相继进入退休年龄，其精力和健康都过了最佳状态，有些企业的规模也扩张到了他们无力驾驭的程度，况且产业结构和市场条件的变化也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转型，但由于能力、旨趣和文化上的差异，子女很少适合接班，所以只能转向职业经理人和外部投资者。
接班其实也是管理制度化和组织成熟的过程，后者通常都是在第一次接班时完成的，而许多组织也正是在此时垮掉的，因为这个过程充满了隔阂、冲突与不确定性，需要各方的诚意和妥协，而这些正是中国文化里所特别缺少的元素，尤其是在这个恶劣制度环境中拼杀出来的草莽英雄们，很难让他们谦逊而自省的看待和处理问题。
同时，职业经理人和外部投资者也常缺乏诚信和善意，有些甚至刻意挑动和利用家族内斗并从中渔利，所以，这注定会是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在未来十年甚至更久，我们仍将看到许多企业未能完成组织的制度化和非人格化改造，企业经营仍高度依赖于老板的个人魅力、个人权威、私人效忠关系、私人知识、私人人脉资源，还有装在他们自己肚子里、别人无从知晓、却在维持每日运转的经营管理窍门和指挥协调方式。
只要企业一直处于这种状态，那么企业家即使想退出，也不大可能，除非他愿意接受大幅度的资产贬值，因为别人一旦接手，支撑着企业价值的上述种种人格化资源就消失无踪了；当然他们还有一条退出路径可选：上市，在完成组织改造之前先上市，等于是让股民去吞食未来必将面临的转型和接班风险，前提是存在足够多的冤大头。
前些年这样的冤大头确实不少，这或许也是为何国内民企比欧美相似状况和规模的企业更热衷于上市的缘故，当然这也是因为他们很大程度上被阻挡在由国有大银行所控制的信贷市场之外，不过这条出路原本就很狭窄，只有一小部分企业能挤进去，未来是否会继续畅通，还不好说。
相比之下，新一代年轻企业家倒无须为接班问题操心，转型障碍也不那么严重，他们更熟悉现代企业，在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上也更与之相容，但他们也面临着自己特有的问题，正因为他们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他们拥有更开阔的文化视野，往往接受了更为现代和世界化的价值观，因而更难以适应和容忍不得不身处其中的这个制度与社会环境。
国内企业被迫接受的在权力高压之下钻营苟且、委曲求全的生存之道，将让新生代感受到比其父辈更沉重的价值压抑感和人格代价，假如事业的发展前景和由此带来的成就感不足以补偿这些代价，放弃或出走或许更加明智，况且比起老一代，他们拥有更丰富和多样化的价值追求和兴趣爱好，也谙熟更多享受生活的方式，也更容易在他乡异国找到发展机会。
这两年，唯一涌动着活力，可以让民企看到一些乐观前景的领域，似乎只有网络和新技术领域了，其中尤其值得期待的是移动应用和电子商务，和由此可能为传统产业带来的新机会，网络可以帮助微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绕开许多制度性的经营障碍和营商成本，得以从事小本经营，虽然生意可能很小，但总量却很可观。
在支付和物流障碍相继突破之后，该领域终于迎来了爆炸性增长，尽管到目前为止它还仅仅对零售业造成冲击，但相信不久之后其影响就会向前渗透到制造与设计环节，并创造出一些全新的生态位和产业结构。
在较小规模上，类似的事情也在餐饮、旅游、表演等服务业发生，未来，甚至在媒体、出版、教育和作品创造方面，也可能发生由信息革命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并为个人和微小企业带来新机会，这些，或许可以在整体上日益恶化的大环境中给人一丝慰籍和喘息吧。
即将过去的一年中，除了一些由宏观波动所造成的短期困难有所缓解之外，上述趋势并未好转，制度进程和政策取向也看不到扭转的迹象，反而随着时间推移，悲观气氛正在蔓延加深，这一点无论从证券市场的表现，实业领域私人创业与投资活动，或者移民倾向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企业处境逆转的一个原因是，地方政府对待它的方式发生了全面转变，企业家从民营经济开放之初各地争相吸引和扶持的对象，变成了砧板上的肥肉，或者假如肉不够肥，则沦为清理驱逐的对象。
这是依赖地方竞争而非普遍制度保障下的发展模式都会面临的机会主义问题：先用宽松优惠政策将你吸引过来，等你养肥了，便开始下刀取肉，中世纪意大利各商业城邦也曾出现类似问题，不同的是，比起世袭贵族治理的城邦，中国地方官员的籍贯回避和有限任期，令其行为更趋短期化，到了不惜杀鸡取卵的程度。
地方政府的态度转变可能也是过去二十年政治结构两大变化的结果，首先，江朱的财税改革和国企与职能部门的垂直化整合，极大强化了中央集权，改革后一度伸张的地方自主性丧失殆尽，这让地方政府变得更机会主义，地方官员越发专注于“让上面满意”，不过，这一时期上面关注的主要是以增长为核心指标的政绩，所以这些变化还只是一种隐患，尚未表现为对企业的挤压。
邓小平死后，权力层失去了派系纷争的最终裁决者，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地方官员的激励方向，“让上面满意”已不再是可靠的指引，因为已不存在一个明确的“上面”，下届核心将从派系的对等争夺中产生，结果未知，因而地方官员的仕途升迁已不是顺着一个结构稳定、关系清晰的金字塔往上爬，而是要找对靠山和路径。
这种不明朗的局面下，GDP之类的客观政绩指标变得相对次要，如今官员的首要考虑是安全，而危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跟错人，被竞争者背后捅刀，被曝丑闻；这三条都推动着市场环境的恶化，前两条意味着你不能得罪任何重要派系和利益山头，而市场化改革将冲击这些垄断着各类资源和准入机会的派系山头，不仅不能得罪，还常常要主动配合他们对民企进行剥夺和挤压，这些山头的势力，已因上述核心权威的丧失而迅速膨胀，变得难以撼动了。
后两条则意味着，你必须小心翼翼别让人抓住你违反了规章条例的把柄，假如这些规章只是保障公序良俗的必要规范，那么这种忌惮倒不失为舆论监督的可意效果，但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对企业经营活动、市场交易和消费者选择横加干涉，甚至像计划生育那样剥夺个人基本权利的恶法。
若真要容许、鼓励、帮助企业发展，官员不得不置某些法规于不顾，对企业某些违章行为睁眼闭眼，早些年也正是这么做的，但近年来他们发现这么做越来越困难了，随着纸媒、网络和自媒体的发达，录音和照相设备无处不在，身边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爆料者，而你的对手们也随时愿意为他们提供弹药。
而同时，规章却变得日益繁杂严苛，捆住企业手脚的绳索在不断收紧；这当然离不开媒体的功劳，知识分子和记者群体有着天然的进步主义和国家父爱主义倾向，总是寄望于通过政府干预和管制来推动社会改良，而不相信市场。
这一倾向在当前制度环境下产生了最坏的效果，因为他们被封堵了直接批评中央政府这个恶法制订者的机会，为在蹩仄夹缝中实现其心目中的社会良知，只好将矛头转向负责法规具体执行的基层官员，以及受这些法规所约束的企业，结果常常让自己沦为政府压制自由和强化垄断的帮凶。
但官员的这种忌惮并未减少腐败，只是让他们转向了更隐秘安全的手法，同时收窄了寻租交易的进入通道，由于民营经济的规模已比十年前扩大许多倍，可以寻租的环节和对象也比以前大为扩展，只须吃住少数最肥最安全的大户即可，而且也只有他们才负担得起迂回隐秘、往往需要跨国关联交易和复杂利益安排的行贿手段，至于众多小鱼小虾，他们既看不上，也不敢牵扯，如此一来，许多原本花点钱就能走通的路子，就对中小企业完全关闭了。
政府对民企态度的恶化，也表现在税收上，企业税负急剧加重，并且丝毫不受景气波动的影响，这从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即可看出；税负加重并非因为税率提高，而是因为征收力度的加强；在地方层面，由于房地产市场被强行压制，长期依赖的土地收入缩减，更迫使地方向企业开刀。
在企业自身和产业环境方面，民企的处境也十分艰难，对由人口逆转和农村劳动力枯竭所造成的劳动成本上升，许多企业仍未找到应对出路，尽管劳动短缺是普遍的，但由于成本结构的差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适应障碍更大，而其中外向型加工企业更面临尚维持着低工资率的国家的竞争，由于许多资产、经验和管理资源优势已特化于这些产业，转型将意味着抛弃大量既有资源，常难以成功。
其次是接班问题，第一批民企的创业者已相继进入退休年龄，其精力和健康都过了最佳状态，有些企业的规模也扩张到了他们无力驾驭的程度，况且产业结构和市场条件的变化也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转型，但由于能力、旨趣和文化上的差异，子女很少适合接班，所以只能转向职业经理人和外部投资者。
接班其实也是管理制度化和组织成熟的过程，后者通常都是在第一次接班时完成的，而许多组织也正是在此时垮掉的，因为这个过程充满了隔阂、冲突与不确定性，需要各方的诚意和妥协，而这些正是中国文化里所特别缺少的元素，尤其是在这个恶劣制度环境中拼杀出来的草莽英雄们，很难让他们谦逊而自省的看待和处理问题。
同时，职业经理人和外部投资者也常缺乏诚信和善意，有些甚至刻意挑动和利用家族内斗并从中渔利，所以，这注定会是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在未来十年甚至更久，我们仍将看到许多企业未能完成组织的制度化和非人格化改造，企业经营仍高度依赖于老板的个人魅力、个人权威、私人效忠关系、私人知识、私人人脉资源，还有装在他们自己肚子里、别人无从知晓、却在维持每日运转的经营管理窍门和指挥协调方式。
只要企业一直处于这种状态，那么企业家即使想退出，也不大可能，除非他愿意接受大幅度的资产贬值，因为别人一旦接手，支撑着企业价值的上述种种人格化资源就消失无踪了；当然他们还有一条退出路径可选：上市，在完成组织改造之前先上市，等于是让股民去吞食未来必将面临的转型和接班风险，前提是存在足够多的冤大头。
前些年这样的冤大头确实不少，这或许也是为何国内民企比欧美相似状况和规模的企业更热衷于上市的缘故，当然这也是因为他们很大程度上被阻挡在由国有大银行所控制的信贷市场之外，不过这条出路原本就很狭窄，只有一小部分企业能挤进去，未来是否会继续畅通，还不好说。
相比之下，新一代年轻企业家倒无须为接班问题操心，转型障碍也不那么严重，他们更熟悉现代企业，在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上也更与之相容，但他们也面临着自己特有的问题，正因为他们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他们拥有更开阔的文化视野，往往接受了更为现代和世界化的价值观，因而更难以适应和容忍不得不身处其中的这个制度与社会环境。
国内企业被迫接受的在权力高压之下钻营苟且、委曲求全的生存之道，将让新生代感受到比其父辈更沉重的价值压抑感和人格代价，假如事业的发展前景和由此带来的成就感不足以补偿这些代价，放弃或出走或许更加明智，况且比起老一代，他们拥有更丰富和多样化的价值追求和兴趣爱好，也谙熟更多享受生活的方式，也更容易在他乡异国找到发展机会。
这两年，唯一涌动着活力，可以让民企看到一些乐观前景的领域，似乎只有网络和新技术领域了，其中尤其值得期待的是移动应用和电子商务，和由此可能为传统产业带来的新机会，网络可以帮助微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绕开许多制度性的经营障碍和营商成本，得以从事小本经营，虽然生意可能很小，但总量却很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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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小规模上，类似的事情也在餐饮、旅游、表演等服务业发生，未来，甚至在媒体、出版、教育和作品创造方面，也可能发生由信息革命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并为个人和微小企业带来新机会，这些，或许可以在整体上日益恶化的大环境中给人一丝慰籍和喘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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