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河南省就《〈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实施办法》征求公众意见，办法对女职工可谓呵护备至——“在重度痛经或者经量过多的，给予一至二日带薪休息；怀孕不满3个月且妊娠反应严重，或者怀孕7个月以上的，不得安排其从事夜班劳动；用人单位给女职工每月至少发50元卫生费……”孕期照顾、痛经假、卫生费应有尽有，不少网友却不买账，认为这些规定只会让女性更难就业。

1“每月发50元卫生费”，跟“全面二孩”后延长产假类似，是“国家放假，企业买单”。这类福利越多，女性可能越难就业。 2保护女性，也不是打着照顾她们的旗号，去剥夺她们选择的自由。 3相比于特殊照顾，中国女性更需要基本的反就业歧视法律。

这类好心的规定，可能让女性更难就业

放痛经假，给女职工发卫生费，怀孕不满3个月妊娠反应严重，不得安排其从事夜班劳动……这些保护女职工的规定，却招来不少网友恶评，恐怕是立法者没有想到的。

这些网友觉得这类福利有问题，不是觉得女性员工不该被照顾，而是担心这会让女性更难就业。实际上，网友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痛经假、卫生费和全面二孩后，各地纷纷延长的女职工产假类似，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国家放假，企业买单”。

以延长产假为例，生一个孩子，就已经让很多单位戴有色眼镜看已婚未孕女青年了，何况两个，更何况延长产假？国家可以慷企业之慨，但没有一个企业是傻子，企业之间也有竞争，在招聘员工时，没人替他慷慨。于是，企业招聘时，自然更在意员工的性别。

延长产假让一些企业更不愿意雇佣女性员工

2016年初，某招聘网站发布的二孩政策对女性职业的影响调查显示，75%的公司因为二孩政策在招聘女性员工时顾虑增加。

痛经假、卫生费这类福利虽小，但如果企业被迫执行，依然是负担。延长产假在前，痛经假在后，“越特殊保护，女性就业越困难”的观点，并非杞人忧天。

保护女性，也不是以“照顾”为名，剥夺她们选择的自由

女性因生育求职或晋升困难，谁都知道这是就业歧视，敢公开以生育为由拒绝女性的企业，在社会上也是人人喊打。

不过，中国女性在求职时，面对的并非都是恶意歧视，还有“善意歧视”，如有些企业在招聘时会写明“只要男性”，一旦被问及原因，则会说“这个工作压力大，很累……女性不合适”。这时，很多人就不觉得这是歧视，而是对女性的照顾。

2014年9月，东北师范大学的马户（女），某招聘网站上看到北京邮政招聘快递员的信息。当时网页上就标明了招“男性”的限制条件，但她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依然参加了面试，在试用期里，她和其他男快递员干的活也一样。

部门负责人也同意和马户签约，但当马户在约定日期来签约时，却被告知因为她是女生，总公司不批准。

马户在顺义区法院门前举着“女生也能送快递”的牌子

马户无法接受公司只看性别不看能力的做法，于是将北京邮政告上法庭。这起案件曝光后，很多网友却选择支持快递公司——送快递是体力活，女生干太辛苦，不合适；既然你是师范大学的，当个老师多好！

按照2012年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包括“矿山井下作业；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每小时负重6次以上、每次负重超过20公斤的作业，或者间断负重、每次负重超过25公斤的作业”。

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快递员必然每小时内都要负重至少20公斤的物品6次以上。因此快递员并不在女性禁忌从事工作范畴内，北京邮政实施了就业歧视。

之所以不少人觉得邮政公司做得对，是因为他们觉得女性不适合干快递，不让她们干，是为她们好。然而，一些工作不适合女性做，不意味着女性不能做；一部分女性干不了的工作，不意味着所有女性都干不了。

对女性工作权利的真正保护，是创造条件让他们有更多的选择，而非以保护之名，剥夺她们选择的自由。

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大厨

实际上，随着技术的进步，体力在工作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很多国家甚至放开了妇女不能下矿井的限制。因为这类工作虽然条件艰苦些，但工资高，有些家庭很困难，女性需要这份工作。如果法律继续限制，就不是保护女性，而是难为女性了。

相比于特殊照顾，中国女性更需要基本的反就业歧视法律

2017，某招聘网站发布了一份“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结果显示超八成女性认为在就业中存在性别歧视，其中，超两成女性认为在就业中性别歧视严重，仅有2%的女性认为在就业中完全不存在性别歧视。

感受到性别歧视的女性很多，但站出来维权的人却很少，原因何在？有律师指出，我国的劳动法等相关法律，虽然都明确了男女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但现有法律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实施细则，没有可操作性”，法院比较保守，性别歧视立案难，更重要的是，企业违法成本低，而求职者维权成本太高，很多人因此选择了沉默。

以马户状告北京邮政为例，经过10个月的审判，马户虽然胜诉，但北京邮政只需赔偿马户入职体检费用1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鉴定费6450元（马户要求书面道歉等请求被驳回）。

如果这样的案子发生在反歧视立法完善的国家，赔偿绝不会这么少。以美国为例，一旦被员工起诉性别歧视，公司要赔偿员工损失的工资、律师费、诉讼费，还有可怕的惩罚性赔偿。

2013年，沃尔玛公司解雇了一位名叫莫琳·麦克帕登的51岁员工，随后她以性别歧视和被公司报复为由起诉沃尔玛。2016年，陪审团虽未认定公司报复，但认为沃尔玛药店存在性别歧视，判处沃尔玛赔偿3100多万美元，其中1500万属于惩罚性赔偿。

有了完善的反歧视法律，女性的就业权利才有保障。如果女性连工作都找不到，对女性职工的优待写得再多，也不过是“纸面福利”。

法律只是底线，鼓励企业落实福利，政府也要想想办法

也许有人会说，反歧视法律再完善，也不可能消灭性别歧视。的确，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在招人时，无歧视不正常。

法律是底线，除了严格执法，政府还要想办法让企业有足够的动力雇佣女性，并将种种福利落实。这方面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如用优惠政策鼓励企业雇佣女性——为雇佣女职工的企业提供补贴，或给予相应的减免企业所得税，企业雇佣女职工的比例越高，减税的幅度可以越大。

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鼓励企业雇佣女性员工

如果政府不愿舍弃部分税收，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过去，政府制定公共采购的目的主要是鼓励企业竞争，买到性价比高的产品。不过，近年来欧盟也开始重视公共采购的社会效益——促进绿色产业发展，鼓励企业创新，消除性别、种族和宗教歧视等。

我国各级政府也有庞大的公共采购项目，如果在企业产品性价比类似的情况下，能够向由女性企业家经营的企业（一般较少歧视女性），或女职工比例较高的企业倾斜，理性的企业自然会计算聘用女性的得失利弊。

如果收益足够，政府不用多花一分钱，企业也会积极雇佣女员工，并落实对女性员工的种种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