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时期，即迫于国力的下降和核优势的萎缩而在对苏冷战中采取“缓和”（detente）战略。1963～1974年的越南战争是导致尼克松政府缓和战略出台的直接原因，因此亚太地区也就成为该战略实施的最前沿。一般观点是，尼克松政府从越南和东南亚大规模裁撤武装力量标志着冷战中苏联优势时代的到来。而本文认为，尼克松政府在亚太地区实施“缓和”战略的实质是：在谋求地区*均势、地区合作和恢复核平衡的基础上，从全方位、微观的*力量维系为重心转向多种手段并用，尤其以增强经济手段的运用和调动资本主义世界整体经济力量加强渗透为主的灵活的地区战略。本文将着重探讨美国这一以退为进的亚太战略转变的合理性。  　　关键词：尼克松主义　缓和战略　经济外交  一、概述  　　对美国而言，亚太地区因位居“自由世界”的前沿位置而具有格外重要的战略价值。进入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迫于国力下降和核优势的丧失，新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开始修改其亚太战略体系。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发表了著名的关岛演说。同年11月3日，他在对全国所作的广播电视演说中，更明确地表述了美国未来对亚洲政策纲领的三项原则，奠定了“尼克松主义”的基调：  　　一是美国将恪守所有条约义务；  　　二是如果某个核大国威胁我们某个盟国的自由，或威胁某个我们认为其生存关系美国安全的国家的自由，我们将提供保护；  　　三是在涉及其他形式的侵略的场合，我们将根据条约义务，在被要求时提供*和经济援助。但我们将指望直接遭受威胁的国家承担为本身防务提供人力的主要责任。  　　20世纪70年代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的著名学者约翰·N·克劳夫（John·N·Clough）在谈到对马来西亚的政策时明确体现了上述内涵：“美国可以通过接受贸易和经援政策来提供长期援助，那些政策将有助于（马来西亚）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发展对于马来西亚政府成功的创建一个统一的社会是基本的条件。但外来者不能作得太多来帮助马来西亚政府对付那些增长了的各国共有的压力或者其国内的*主义叛乱。”　  　　“缓和”战略的施行并不意味着亚太战略地位下降，更不是美国政府外交开始退向孤立主义。20世纪70年代的三届美国政府基本按照“尼克松主义”的原则处理亚太事务，都试图以更灵活的策略根据美国国内和亚太地区的实际形势作出决策，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收缩”战略是对美国内外经济安全状况恶化的受迫性反应。美国对海外日益加大的展拓力度与国内经济危机频率加快、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财政负担过重的矛盾逐渐深化而难以调和，导致了霸权成本透支及核优势的萎缩。  　　（二）尽管美*、经济实力有所下降，但苏联进入20世纪70年代经济亦大幅度倒退，美国经济力量仍远远超过苏联；同时在“冷战”共同反苏的背景之下，美国能够调动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体经济力量获得经济力量供给、投射、地缘争夺的比较战略优势。因此，尽管70年代至今围绕“缓和”这一时段性的外交政策的得失争论良久，但尼克松主义在事实上为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战略奠定了新的国际战略学的根基 ：在核均势条件下，以对亚太地区经济制度、经济增长方式的塑造和渗透为中心特征的新扩张主义。  　　（三）美国国内外经济安全环境的恶化也使其不能放弃作为转嫁危机场所和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的亚太市场；跨国公司的渗透成为美国“经济外交”的最前沿。  二、安全战略转变的经济因素：霸权成本的透支和分配失衡  　　越南战争（1964～1973）的失败表明：过深地陷入干涉战争的泥潭严重破坏了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国家财政预算支出的平衡，直接导致美国核力量停滞不前，危及欧洲和中东利益的安全。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亚太*安全体系难以为继，调整势在必行。  　　（一）越战与财政问题  　　越战甫一爆发，*预算开始急剧上升。绵亘10余年的战争，使美国财政负担沉重。1965年越战升级时，用于越战的直接*开支达1.03亿美元，至1966财年即达58.12亿美元，1967年猛增为201.33亿美元，1968年为270亿美元，1969年达到288.12亿美元，1970年随着缓和政策的出台，这一数字下降至250亿美元 ；国防消费亦由1965年的512亿美元上升到1968年807亿美元 。规模之巨远远超过了朝鲜战争。  　　美国在越战中的*投入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事实上，美苏两国介入越战的方式至少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双方物质代价的差距和成效。美军逐步陷入地面战争中，战斗人员从1965年的268.7万人增至1968年的354.7万人；肯尼迪及约翰逊时代的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估计，仅1966年2月美军在南越的空运费用即已达三年韩战月平均量的2.5倍；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统计报道，1968年3月前，美在越损失的飞机和直升飞机的价值比韩战同一指标高出四倍 。相反，苏联只投入相当规模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却迫使对手最终陷入两难境地。美国国际问题专家丹·考德尔（Dan Caldwell）认为：“从严格的经济观点来看，苏联的投资是有意义的。在战争的高潮期间，苏联每年大约向北越人运送价值10亿美元的装备，而美国为了支持这场战争每年的支出却达200至250亿美元。” 尼克松多年后总结了越战中盲目投入的教训：“在我们的*训练计划中，我们应该避免犯我们在越南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按照美国的模式建设我们盟国的军队，进而形成适于打常规战的庞大的*力量，而不是形成适于打游击战的小规模力量。对军队的装备和训练必须适应他们面临的威胁。”　  　　越南战争不断升级使美国财政状况逐渐恶化，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渐趋严重的通货膨胀因素，国防部*预算的实际增长可能更为可观。1969年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开始寻求将战争从美国化转向“越南化”（Vietnamization），即在美国的*援助下依靠南越政府人力维持战争 。“越南化”政策体现了尼克松主义的实质，即改变美国在该地区各种援助和经济介入的结构，降低维持霸权的经济成本；战略手段朝着更为多样化更具实效性的方向迈进，既使美军能体面的撤退以减少不必要的损耗又能维持较合理的投入来保证对这一战略区域有效的控制　。时任国防部长的莱尔德（Melvin R。Laird）将尼克松主义描述为“撤退＋越南化”（withdraw plus Vietnamization）。这一计划的实施首要是通过防务本地化来提高美援的利用率。尼克松政府同时更多的考虑了越南化可能的对越南地区经济的影响并将其纳入整体的安全战略的转型之中，“尽管在越南化的进程当中纯粹的*目的的花费预计可能会实质性的减少，但仍将需要增加一些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费用……”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