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起草工作已历八年之久，却屡次延期出台，各方仍存较大分歧，迄今未提上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日程。知情官员透露，主要是因为碰到了“硬骨头”，人社部就规范央企高管薪酬待遇政策向央企征求意见时，遭到了一些央企高管的强烈反对。

     那么央企高管们凭什么“强烈反对”呢？看看这位高管的说法就明白了——去年全国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武钢集团总经理邓崎琳对记者称，自己税后年薪仅40多万，而美国GE等大公司高管年薪是千万美金。原来，央企高管们衷心认为自己的 “工资远低于国外同行”，难怪要强烈反对。

     可“远低于国外同行”能成为“强烈反对”的理由吗？要和国外同行企业比，为什么只比高管薪酬却不比职工薪酬，为什么只比薪酬却不比企业竞争能力和高管的经营能力？ 

     央企高管薪酬该 “听高管的”还是听“雇主（全民）”的？就在邓崎琳抱怨“工资远低于国外同行”的8个月后，国资委出台《中央企业贯彻落实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央企高管薪酬项目和标准由国资委或本企业出资人或董事会核定，不能由高管自己说了算。 

     从理论上看，央企的出资人是全体国民，无论国资委、国企董事会还是高管，都不过是受雇于全体国民、对全民负责的代理机构和高级雇员。“全民”才是那个真正需要为雇员高薪掏腰包的雇主，付钱雇他们是为了让其打理好自家资产，管理不善会心疼，发工资耗钱多了也会心疼，岂能在“雇员”工资问题上毫无发言权？ 

     根据有关资料，中国基尼系数2010年即已达0.61，属于联合国定义的 “收入差距悬殊”的社会。我们不奢望央企高管薪酬真能做到“与职工工资增长相协调”（见人社部、中组部等部委《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但至少应该“和企业以及企业的产品竞争能力相适应”（原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语）；全民作为出资人所发出的强烈质疑，不应只是一缕稍纵即逝、无人理睬的轻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