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被称作“天之骄子”,如今被定位为“普通劳动者”;他们有高学历,有名牌大学的背景,但他们没有选择做白领,也没选择当官。他们挥刀卖肉、他们端盆洗脚、他们成了“职业农民”、他们变身后厨掌勺人……不论是被迫无奈,还是主动选择,他们的职业之路激起了人们一次又一次的热议。
有人说,大学生抢农民工的饭碗,是教育的失败,是人才的浪费。
有人说,大学生放低姿态就业,是一种理性选择,是一种务实态度。
有人说,大学生的低起点就业,并非自我放弃,而是自我的突破。
……
我们看到的是,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达680万人,是本世纪初的6倍多。人保部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难,主要是大学生的就业难。
我们听到的是,招工难从沿海向内地蔓延,仅制造业高级技工的缺口就达400余万人。
一边是就业难,一边是人才的短缺。
因此,有人疾呼:大学生,请你放低姿态!
如今,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低姿态“错位就业”。
但“错位就业”真能解决就业难题吗?或许,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有观点指出,摆在问题背后的教育错位或许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高校教育应更多地与社会需求衔接。
但也有意见认为,高等教育对“社会需求”的理解出现偏差,“就业”并非全部,不能将“就业”作为评判高校成败的指针。这个社会依然需要“精英”,需要高等教育在文化精神方面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
讨论在继续,名校的高材生们的“不务正业”也在继续。
“这小子,看着就像伙夫。”薛凯林的朋友对着他的照片打趣。
照片里的“小子”薛凯林有张圆脸,两颊肉肉的,显得颇为憨厚。他双手随意交叉置于胸前,透出一股自信,一份沉稳。
薛凯林,现任成都香格里拉酒店的见习厨师。2011年6月毕业前,他是上海交通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的一名硕士研究生。
接受笔者采访时,薛凯林在日本东京进修。
他不用QQ、不用MSN,没有人人网、开心网账号,也不玩微博。
他的在线社交工具只有两样:即时通讯用Gtalk,社交网络用玩facebook。
其实,独特的不仅是在线社交工具的使用,对于职业的选择,他的决定也异于常人。
上海交大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一般不愁工作,各类名企都向他们招手,他们还将有个相当有面子的身份--工程师。
然而,薛凯林似乎从未被这些光环迷惑。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身边的同学纷纷投向各大名企实习,他却选择了上海的希尔顿酒店的后厨。在那里,他成了一个小小的实习生。时间半年。
当同学们纷纷落实正式单位的时候,他和他的女朋友却一点也不着急,也从来没去找过“正式的单位”。因为他们认定了餐饮这条路。
虽然遭到父亲的反对,2011年10月份,返回家乡四川的薛凯林正式加盟成都的香格里拉酒店,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见习生活。
对自己“大跨越”就业,薛凯林说得很平静,一切似乎理所当然。相比之下,发问者的好奇则显得有些“大惊小怪”。
“就是喜欢。从小就喜欢烹饪,因为我父母就是开餐馆的。”薛凯林是这样解释他与烹饪最初的缘分。
当然,与中国大多数的父母一样,薛凯林的父母也希望他能有更大的出息:学一个好的专业,进一个好的学校,然后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于是,他的大学读了他自己还算喜欢的通信工程专业。毕业后迫于家里的压力,去上海交大读了三年的研究生。
或许缘分本已注定。上海三年求学,他心中对烹饪的热爱有增无减。由于读研期间自主时间增多,他有了更多与自己内心交流的时间与空间,他更加确定自己对餐饮这一行业的热爱。因此,他在读研期间就将这份热爱付诸行动。更庆幸的是,上海多元开放的文化让“这里的人都有很多想法”,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他勇敢迈出“背叛传统眼光”的一步。在上海,他的选择并不算突兀。因为,身边很多人都会“背叛”自己的专业,走自己喜欢的路子。“只是他们的跨度没有我这么大而已。”薛凯林说。
真的只是跨度大而已。薛凯林的言语之间,时时流露出对自己的职业的自豪感。“在一般人眼里,厨师的门槛比较低,其实要做好不容易。”薛凯林说。其实,笔者了解到,除了烹饪技术,在香格里拉这样的跨过酒店,对于厨师的文化程度及外语水平要求都不算低。薛凯林外语不错,他也有自己的职业前瞻。他说,国外机会比较好,这几年国内厨师在国内很抢手,所以很多人会选择时机成熟后去国外。
与其他“不走寻常路”的人一样,薛凯林心里也藏着自己的一份蓝图:先学习摸索、积累行业资源而后创业。在简单的叙述中,他透露的每一个计划都很务实。他认为开一个所谓的上档次很大的酒店,投入太大,现在的他还不能承担。因此,他的初步目标是开一家私房菜,并希望能将这样的私房菜开到国外去。
“但这需要时间。”薛凯林补充道。
题外:人保部发言人说,就业难主要是大学生就业难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统计显示,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680万人,创历史新高。该数字是本世纪初的6倍多。
人保部发言人尹成基说,2012年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不仅技术工人短缺,普通工人也短缺。就业难主要是大学生就业难。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全国1044家用人单位调查发现,“缺少实习经验”以51.7%的比例排在用人单位拒绝应聘大学生的第一大原因,其次是“专业技能水平低或学习能力不强”(43.3%),第三是“专业不对口”(40.4%)。
因此,能被企业认可的大学生并不多。根据《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披露,未来3年,大中型跨国公司在中国需要人才70万至80万,如果算上所有外资企业和优秀的中国公司,需要200万至300万人,然而能被这些跨国公司看上的人才,仅有不到30万,人才缺口高达90%。
《大河报》曾指出,在强大的就业压力之下,到企业去,甚至,到工厂去,到一线去,已经成为大学毕业生们的一个必然选择。
但在我们思考如何处理已“出厂”的多余劳动力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思考,为何人才需求市场与教育培养的人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冲突,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为何如此突出?
教育的错位或许是其症结。
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仍然在以分数为标准,“闭门”生产大批“高分人才”。
有调查称,在北京小学升初中考试中,有的中学要加试“奥数”,还有的要求达到公共英语二级水平。上海有的小学生为增加升中学的择校砝码竟考到了41个证书……然而,学校教育层层选拔出的所谓“精英”,真的是市场所需要的吗?
一些大学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发现,“尖子生”和“好员工”的标准大相径庭。
1999年开始,国家为了解决经济和就业问题,扩大了普通高校本专科院校招生人数。13年来,高校毕业生的人数由108万增至680万。
一方面,大学的扩招使教育质量普遍下降,走出大学校门的学生离社会对“精英”的期待越来越远;另一方面,大学的扩招“误伤”了职业教育。许多适合由职业学校培养的技术人才都纷纷投向了大学的怀抱,因此职业教育的人数呈现不足的状态,从而导致许多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才。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些大学毕业生选择到技校回炉。
所幸的是,随着近些年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突出,大学扩招的脚步有所放缓,职业教育又重新成了“香饽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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